北宋太宗时，一个尼姑诬告大臣徐铉与她行不轨之事。大理寺认为徐铉已七十多岁，且向来敦厚，不可能做这种事。不料，皇帝赵光义却拉偏架，不仅不追究尼姑的诬告，还把徐铉发配到邠州。 徐铉原是南唐的大臣，颇有才名，与韩熙载并称为 “韩徐”，是江南文坛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南唐覆灭后，徐铉跟随南唐后主李煜一同归降了宋朝，随后在宋廷中继续任职。他先后担任太子率更令、散骑常侍等职。 赵匡胤在时，徐铉的日子过得尚算安稳，可在赵匡胤死后，赵光义继位，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一位法号道安的尼姑，从庐州来到汴京后，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 ，她前往皇宫外，敲响了登闻鼓。 登闻鼓是普通百姓向皇帝直接申诉冤屈的特殊途径，若非遭遇天大的冤屈，没人敢轻易触碰这面鼓。 一旦登闻鼓被敲响，就意味着这件事必然会引起皇帝的高度关注。而道安此次敲响登闻鼓，所要状告的人正是徐铉，她声称自己的嫂子姜氏，与徐铉存在不正当的私情。 徐铉作为享誉天下的文人重臣，竟然被卷入这样一桩不堪的桃色丑闻，一时间，各种猜测和传言层出不穷。 赵光义命令大理寺和刑部联合审理，务必查明案件的真相。 随着深入的调查，真相浮现出来。原来，道安的兄长萧献臣娶了徐铉一位亲戚的女儿姜氏为妻。姜氏嫁入萧家后，与小姑子道安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两人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 道安认为姜氏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于是便写了一纸诉状，将姜氏告到了开封府，在当时，“不孝” 被视为重罪。 徐铉得知这件事后，一方面是出于对侄女姜氏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的处理，于是便给当时担任开封府判官的张去华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徐铉详细说明了姜氏在萧家的日常表现，为姜氏进行辩解。张去华收到徐铉的书信后，结合道安提供的所谓 “证据” 仔细分析，认为道安的控告很可能是出于姑嫂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诬告，因此没有受理这起案件，还打算将道安强行遣送回庐州老家。 道安看到自己的诉求不仅没有被受理，反而要被遣返回乡，在愤怒的驱使下，她来到汴梁敲响登闻鼓。 为了确保能引起皇帝的重视，道安在原有控告的基础上，又给徐铉增加了两项罪名：一是徐铉与侄女姜氏存在私情；二是徐铉通过写信的方式买通开封府判官张去华，包庇姜氏夫妇，故意不受理案件。 大理寺正卿王禹偁、少卿李寿结合相关调查，认为道安所控告的内容都是无中生有，两人联名做出了判决：道安犯有诬告罪，按照北宋的律法，应当判处 “反坐” 之刑。所谓 “反坐”，就是诬告者需要承担被诬告者如果罪名成立所应承受的刑罚。 赵光义看到判决结果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明确表示要袒护道安，要求大理寺和刑部重新审理这起案件，并且特意指示不得对道安加罪。 这一决定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许多官员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王禹偁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官之一，深知案件的真相，也隐约猜到了原因，与其说是赵光义袒护道安，不如说他是想借机打压南唐旧臣的代表徐铉。 王禹偁即便猜出赵光义的小心思，但依然据理力争。 赵光义看到王禹偁如此 “固执”，始终不愿意服从自己的指示，怒火中烧，他不顾案件的事实真相，将王禹偁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作为罪魁祸首的道安，由有赵光义出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至于徐铉，尽管大理寺和刑部都已经明确判定他无罪，但赵光义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 最终，赵光义还是以 “涉案” 为借口，将徐铉贬为邠州（行军司马，命令他即刻前往邠州赴任。 对于徐铉来说，这场无妄之灾不仅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毁掉了他一生的清誉。他带着满心的委屈和悲愤，踏上了前往邠州的路途。 邠州地处北宋的西北边境，地理位置偏远，气候寒冷恶劣，与繁华温暖的汴京城有着天壤之别。 徐铉本就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再加上被贬谪带来的沉重打击，身心俱疲，根本无法适应邠州艰苦的环境，不久后就忧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