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天，毛主席去食堂时，突然一个人拎着木棍朝毛主席后脑勺砸去，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警卫替毛主席挡下了这一棍 延安的街不是规整的，窑洞这边一簇、那边一群，人走路要穿过黄土坡，要拐弯。 毛泽东走在前头，背着手，脚步不快也不慢，眼睛总是朝两边扫，嘴上说着什么。 几步开外的警卫员其实已经习惯了这节奏，只是那天，风有点硬，阳光照在土墙上，照在眼皮底下，也照在一个人手里的棍子上。 没人能说清那个拿棍子的小子是怎么靠近的。 他混在人群里，背着手，看起来像是等人，像是晒太阳。他不是那种一看就古怪的人，穿得普通，表情也没有恨意，甚至还有点木。 后来有人说他是特务，也有人说他就是个想“立功”的蠢蛋，想把革命拽进水沟里的棋子。 不重要了。 他抡起那根棍子的时候，毛泽东刚好转身，准备进青年食堂。 也就是那一刻，蒋泽民从右边一步跨出来，用自己的右臂去挡。没喊，也没叫，甚至连动作都不算利落，就是直挺挺地拦住了那一棒。 “砰”地一声，木棍砸在肉上，不是骨折的脆响，而是闷得发慌的响声。 打在胳膊上，也打在场子里所有人心头。 蒋泽民站住了，但整个人像一根晃着的柱子。别人还在愣神，他已经咬牙调整重心，压住想往下沉的身体。 冯永贵冲上去，一脚踹倒了袭击者，其他战士也扑了上去，场面一时间乱成一锅粥。 有人喊，有人拽，群众围成了圈子，有人想拿东西砸过去，有人拉开嗓子喊：“不能让主席看见！” 蒋泽民没看乱不乱，他扭头看了一眼毛泽东的背影，那人已经走进了食堂。正好那时，主席掀起帘子的一角，露出一点侧脸，似乎没听见背后的动静，也没回头看。 他松了一口气。 那种松不是安心，是突然把一口憋死人的火放出去，整个人像放了气的皮球，疼才一下子涌上来。 他不吭声，也不皱眉，就是顺着墙角靠了下去，借着墙的硬度把自己撑住。 胳膊肿得像发面，袖子被鼓起来，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眼，然后立刻又拉下来。 不能让人看见，他心里这么说。 他还得进去，得站好，不能坐下。 于是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脚一顿，又恢复了那个标准的警卫姿势，双手贴裤缝，头抬起，眼睛盯着前方。 他怕主席出来看见他不在位子上。 那一餐吃了多久，他就站了多久。 手臂火辣辣的，像被油烫了。冯永贵从他身后轻声问：“你能不能撑住？”他没回答，只用另一只手扶了一下裤带，又挺了挺胸。 整个宴席期间没人发觉他的异常，他面无表情地站着，像一个被钉死在门口的剪影。 那是1940年还是1941年？说不太准了。 有人说是秋天，也有人说是春末。延安的春秋差别不大，冷得穿棉袄，热得满头汗。 反正那一阵子，特务活动确实密。党中央那边都知道，国民党对我党的主要干部“有名单”的，说不好哪天就出一个刺客，抱着炸药、拿着匕首或者像这次，抡着一根藏在袍子底下的木棍。 延安是个拢得住热血，也拢不住风的地方。 警卫工作一直是紧绷的，不敢松。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失误，可能就是历史断档。那天如果不是蒋泽民，他那一挡不在，棍子是真可能打在毛泽东脑后，后面会怎么样，没人敢说。 蒋泽民没有因此被吹成英雄，他自己也不觉得有多了不起。 后来他到东北去了，参加装甲兵部队的建设，打辽沈、打平津，退到后勤，再后来跟着部队走到朝鲜，又走回来，调到运输系统，搞后勤补给。 抗美援朝时他是运输部副部长，领导他的是黄克诚。 有人问他，你怎么从主席身边一下子跑去搬物资去了？他笑笑，说：“警卫得换血，年轻人顶上了，我也不能一辈子盯着一个人看。” 那条挨过棍子的胳膊一直没好彻底，天冷就酸痛，写字都费劲。 他也从没说过后悔。 别人替他抱不平，说当年立了功，现在待遇还不是正军级？他咧嘴笑，说：“我就个副部长，国家还让我享军级待遇，够意思了。”那语气，不像一个要讨公道的人，倒像个占了便宜的老头儿。 晚年他写过几页回忆录，不多，就几十页纸，自己写，自己缝。 里面提到那次挡棍子的事，用的词最有意思。 他说：“没有什么信仰，就是年轻，皮厚。”这么一句，说得轻巧，却比那些“忠诚守护”“英勇护主”管用。他不是讲道理的人，他就是那种，打雷了就冲上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