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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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冬天，解放军302医院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47岁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第三次推开外科诊室的门，她的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这个决定让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此前她已经摘除了扁桃体和阑尾，现在又要拔光牙齿，这简直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宣战。

但陈菊梅心里清楚，在肝炎防治的战场上，她必须争分夺秒，任何可能影响科研进度的身体隐患都必须彻底清除。

当时慢性重型肝炎的死亡率高达85%，看着病房里痛苦挣扎的患者，她咬紧牙关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

拔牙的过程持续了三个月，每次手术后她的脸颊都会肿得老高，却依然坚持出现在实验室，靠流食维持体力继续工作。

同事们后来回忆，拔完最后一颗牙的那天，她含着满嘴纱布，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却是五味子提取物的最新实验数据。

时间倒退回1958年，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陈菊梅站在西安医学院的讲台上。

这个33岁的女教师不会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关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硬仗。

彼时的新中国正被肝炎疫情笼罩，全国专业防治机构屈指可数，302医院作为全军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简陋的实验室里连基本检测设备都凑不齐。

当陈菊梅被调往北京时，她的行李箱里装着从苏联带回的病毒学笔记和半箱压缩饼干，后者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前者则成为后来中国肝炎防治体系的重要基石。

在弥漫着消毒水味的实验室里，她带着团队手工制作培养皿，用最原始的显微镜观察肝细胞切片，常常工作到凌晨才发现晚饭的窝头早已冻成了冰疙瘩。

转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临床观察中，陈菊梅注意到有位老年患者在服用含五味子成分的安眠药后，肝功能指标竟意外好转。

这个发现让她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团队展开攻关，当时科研条件极其艰苦，为验证药效，她亲自试药导致严重过敏，全身起满红疹仍不肯停下实验。

经过八年反复摸索，终于从五味子仁中提取出有效降酶成分，研制出中国第一个抗肝炎特效药"肝得安"。

这款形似小黑丸的药剂看似普通，却让慢性重型肝炎死亡率首次出现断崖式下降，无数被宣判"死刑"的患者因此重获新生。

病房里的老病号们含着泪说，那个总穿着白大褂、说话轻声细语的女医生，手里攥着的不是药丸，而是救命仙丹。

非典爆发那年，78岁的陈菊梅再次披挂上阵了，当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开始在北京蔓延，她敏锐判断这是新型病毒性传染病，连夜带队编写出全国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她，在第四天清晨直接把手册样稿送到了印刷厂。

这本用红笔圈满重点的小册子后来被称作"抗非红宝书"，从北京协和医院到偏远乡镇卫生院，几乎每个医护人员的白大褂口袋里都揣着它。

最危险的时候，她坚持进入隔离病房为"毒王"患者做口腔检查，事后轻描淡写地说："医生都怕传染，病人岂不是更害怕？"

这句话后来被年轻医护们写在防护服上，成为抗击SARS时期最动人的宣言。

2008年汶川地震后，83岁的陈菊梅拄着拐杖出现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当随行记者惊讶于这位白发老人竟不戴口罩时，她笑着解释："这里是灾区不是疫区，戴口罩反而会让灾民更恐慌。"

在绵竹的临时医疗点，她跪在地上为伤员清创的画面被镜头定格，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沉稳得像三十岁的外科医生。

其实没人知道，她的背包里一直装着降压药，晚上在帐篷里常疼得整宿睡不着，但第二天清晨，她永远是最早出现在巡诊队伍里的那个身影，战士们私下都管她叫"302医院的不老松"。

2015年秋天，刚过完90岁生日的陈菊梅在诊室里晕倒了，检查显示她的脑血管有多处栓塞，可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询问上周那位肝硬化患者的复查结果。

直到2019年，94岁的她仍坚持每周出诊，那双摘掉器官、拔光牙齿的身体里，仿佛装着永不枯竭的能量。

2021年11月5日，96岁的陈菊梅安详离世，按照遗愿，她的遗体被捐赠给首都医科大学。

解剖台上，学生们凝视着这位传奇女医者瘦小的身躯，没有扁桃体，没有阑尾，没有牙齿，却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如今走进302医院的肝病中心，走廊墙上挂着她的照片，下面的铭牌写着："这里安睡着一个战士，她用自己的器官，换来了千万人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