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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进士绝对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但这不等于你一步就飞黄腾达能当大官了。尤其

在古代,中进士绝对是光耀门楣的大好事,但这不等于你一步就飞黄腾达能当大官了。尤其是明清的中后期,进士大部分只能授予中低官职,(合法)收入并不高。而就算是这样的穿越小说看不起的官职,也需要“候补”很长时间,经过种种运作才能搞定。尤其是康雍乾三朝,读书人多,官缺少,因此候选年限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比比皆是。道光咸丰朝倒是快了一些,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打仗官死的多,空缺就多了...

这五六七八年,进士们为了打听消息、联络关系、随时等候吏部传唤,一般都选择在京城住着。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钱不够

读书人中,大富大贵的还是少,绝大部分进士家庭也就是中等地主,供养一个男丁不事生产读书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家庭负担已经很重了,还要在一线城市租房生活甚至交际拉关系...实在是有些吃力。那咋办呢?回家?这关系不跑了?官不做了?那不是白科举了吗!

所以这时候,古代版“花呗”应运而生。新科进士们可以凭借这个功名去贷款,用于生活开销和交际费用。

由于进士人数多、等待年限长,这个业务在京城形成了一个产业,许多商人、豪强、官员、皇亲国戚都加入进来放贷,甚至形成了专业机构——帐局。不同的帐局为了吸引人来自己这里借,各显神通,尤其是有背景的帐局会提供官吏选拔咨询服务,甚至还可以牵线搭桥...有的背景特别硬的帐局甚至能甚至直接参与官员任免...

这样一来,不缺钱的也要去借钱了,甚至一些在任官员和外地来述职的官员,为了这个“附加服务”,也得去借点钱,后来甚至发展出了漕运专属“京债”...

当然了,人家借钱不是为了做慈善,肯定是为了赚钱的。一般来说,帐局有三种模式:

1 砍头息:借10两实得6两,但按10两本金计息,古代版“七出十三归”

2 转票:也就是欠条事件很短,到期之后将利息折成本金重新签欠条。比方说借100两,三成利息,三个月后如果不还,就重新签订一张130两的欠条,再过三个月再签...

这种做法是为了规避利息的限制,因为古代为了避免高利贷逼死人,经常会规定长期借贷的话,一旦利息超过本金,就不允许再收利息了,避免利滚利滚到天价。然而只要只要重新签借条,就能重新开始计算利息了...

总体来说,一般利率都在200%以上,最高可达500%

3 折色:比如借出100两九成纯度白银,但是归还的时候要还100两纯白银

4 抵押品:以吏部任职文书或未来俸禄为担保

账局借完钱不是酒不管了,而是会派伙计跟随官员以“家人”或者“听差”的名义赴任,督促官员还钱。这时候贪赃枉法就难免了,如果官员比较矜持,“家人”就会直接出手搞钱。官员因为债务关系也不敢深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逐渐的另一种模式就诞生了,就是一帮有点钱的纨绔子弟或者地痞流氓,众筹一笔钱,物色一个老实巴交又好控制的读书人,给他捐个官,然后自己以什么随从啊幕僚的身份和他一起去赴任,以官员的名义贪赃枉法。一旦出事,反正倒霉的也是官员,自己没大事。

随着清代官场逐渐腐化,很多本来并不贫困的官员被迫借债来完成必要的官场打点。比如晚清的知县杜凤治,他接到任命后,从北京到广州的旅费和在广州拜访各位官员的花费,一共高达8000两白银,哪怕是中等富户家庭,也很难承受如此彪悍的开支。

最神奇的是,京债甚至还衍生出了“市场化”机制,类似今天的风控。比方说如果科甲名次高,当官的可能性会更高,相对的利息就会低;如果是贵州的官员借债,那么利息要比广州官员高很多,因为贵州经济相对不发达,可刮的利润不多...

朝廷也不是没想过办法管,但是根本管不了,人家不借钱咋办?最后朝廷也只能三令五申不能放高利贷,没说不能放贷。一旦有了活口,人家职业的,有的是办法绕过规定。虽然也有“三不收”(丁忧、革职、死亡)等豁免条款,但买的没有卖的精,帐局几乎都赚的盆满钵满。

一定程度上,“京债”有点像官场版的美国学生贷款,是极其沉重的负担,许多官员一辈子也没还清。而这种种名目的债务,归根结底还是加到了老百姓头上...

感觉和今天的“金融创新”也差不多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