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授金兰都：一趟中国之行，击碎了我对于中国的盲目优越感。 金兰都，1963年出生于韩国首尔，家境优渥，父亲是历史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从小就泡在书堆里。他高中时成绩拔尖，1981年考进首尔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大学期间就展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毕业后，他远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消费学博士，研究消费者行为与社会变迁，博士论文聚焦东亚市场趋势，数据分析做得滴水不漏。1995年，他回国进入首尔大学任教，很快成为消费学科的明星教授，课堂上总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引人入胜，学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 他在学术圈的地位可不是光靠教书。2000年代初，金兰都受邀担任韩国总统办公室顾问，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经常在青瓦台的会议室里跟高官们掰扯数据。他还给三星集团当过战略咨询，帮企业分析全球市场，提出的建议直接影响了几款产品的定位。这些经历让他在韩国名声大噪，年轻人把他当偶像，觉得他既有学问又有实战经验。他的演讲风格犀利，喜欢抛出尖锐问题，每次公开讲座，礼堂里都坐得满满当当。 不过，金兰都也有自己的盲点。受韩国媒体影响，他长期对中国有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觉得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经济和科技远不如韩国。他在课堂上提到中国时，常常带着点轻视，觉得韩国的现代化甩了中国几条街。这种看法在当时的韩国社会很普遍，他也没多想，直到2015年的一场中国行，让他彻底傻眼。 2015年，金兰都受邀参加中韩学术交流，顺便为韩国KBS电视台的节目《明见万里》拍摄素材，行程定在北京和上海。他之前来过中国，主要是为了写书《中国趋势》，但那时候跑的地方有限，接触的多是旅居中国的韩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浮于表面。这次不同，节目组给了他很大自由，让他自己规划路线，深入体验中国社会。他一下飞机，就被北京的景象震住了。 首都机场的航站楼宽敞明亮，电子屏上信息滚动，旅客用手机扫码搞定一切，效率高得吓人。他在清华大学参加研讨会，看到中国学者用流利的英语展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最新成果，数据图表清晰，逻辑严密，远超他的预期。走出校园，他发现北京街头高楼林立，LED广告屏闪得人眼花，路边共享单车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年轻人扫码骑走，动作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他还体验了高铁，从北京到上海，300多公里的时速，车厢安静得像图书馆，乘客低头用手机处理工作，窗外景色一闪而过。在上海浦东，他逛了科技园区，看到华为、小米等企业的展厅，展示的5G技术和智能设备让他目瞪口呆。他走进一家无人便利店，拿了瓶饮料，扫码支付，机器秒速结算，整个过程不到半分钟。这些科技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在当时的韩国还是新鲜玩意儿，可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金兰都还注意到中国年轻人的状态。北京的创业孵化器里，90后创业者们扎堆讨论项目，眼神里透着对未来的憧憬。他在上海的咖啡馆看到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处理跨境电商订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效率高得惊人。相比之下，他想起韩国的年轻人，不少人抱怨就业难，生活压力大，少了点闯劲。这种差距让他开始反思，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硬件强，软实力更可怕。 短短三天，金兰都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他原以为中国还在追赶韩国，可现实是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领先，移动支付、共享经济、高铁网络，这些都是韩国比不了的。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自己的观察，字迹潦草但满是震撼。行程没结束，他就决定提前回国，不是因为累，而是急着把这些见闻告诉更多人。 回国后，金兰都马上在首尔大学开了新课，主题是东亚发展对比。他把中国的科技进步、城市面貌和年轻人活力讲得绘声绘色，课件里塞满了北京街头和上海科技园的照片。学生们听得入迷，课堂讨论热火朝天，不少人开始质疑韩国媒体对中国落后的刻画。他的课成了学校的热门选修，报名人数翻了好几倍。 韩国一些媒体和网民坐不住了，骂他“长中国志气，灭韩国威风”。社交媒体上，攻击他的帖子铺天盖地，有人造谣他拿了中国钱，有人说他背叛国家。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怼回去，强调承认差距是为了让韩国更好，可台下反应冷淡，掌声稀稀拉拉。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太深，很多人宁愿活在优越感的泡泡里，也不愿面对现实。 金兰都没退缩。他继续研究中国，2016年后又去了杭州、深圳等地，看到阿里巴巴的云计算中心和无人配送机器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些见闻写进文章，发表在韩国学术期刊上，还在《明见万里》节目里分享，呼吁韩国人放下傲慢，学习中国的创新精神。他的纪录片《可怕的未来——中国的90后时代》播出后，引发热议，不少韩国观众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尽管如此，改变整个社会的观念太难了。韩国媒体还在鼓吹本国优越，部分人甚至把中国的文化元素包装成自己的，企图填补历史底蕴的空缺。金兰都对此很无奈，但他没放弃。他晚年依然活跃，头发花白但精神不减，频繁参加中韩学术论坛，推介中国的经验。他的课影响了一批学生，不少人因此申请去中国交流，亲眼见证中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