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央决定将广西省会设在南宁，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提出了异议。

彼时，南宁地处邕江之滨，仍是一座仅有不足5万居民的边陲小城，与繁华的柳州相比，显得落后许多。张云逸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他认为柳州的区位优势更明显：湘桂铁路在此交汇，新建的机械厂也已投产，前往北京也无需绕行，从经济角度考量，柳州无疑更胜一筹。毛泽东主席的考量远不止于此。在1950年2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强调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边境安全和民族团结。当时，法国殖民军队在越南北部部署了五个机动部队，最近的哨所距离广西凭祥仅30公里。南宁虽然看似偏远，但它与边境保持着200公里的安全距离，既便于快速调兵遣将，又不会过于靠近前线，这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民族因素，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达36.2%，主要为壮族和瑶族。而桂林、柳州等地汉族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南宁周边地区则聚集着超过60%的少数民族居民。将省会设于南宁，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体现了中央对民族团结的重视。

面对中央的最终决定，张云逸没有再做争辩，而是迅速行动起来，组织300多名省委干部开始迁移。当时，柳州到南宁之间没有直达公路，众人只能选择步行前往，沿途还要提防土匪的袭扰。抵达南宁后，眼前的景象更加印证了这座城市的落后：全城只有三座砖混结构的建筑，省委干部们只能暂时住在废弃的军营里，用木箱充当办公桌，晚上则点着煤油灯加班工作。为改善南宁的条件，中央迅速调拨了2000吨钢材和5000立方米木材，并从上海、武汉等地抽调建筑工人。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一座新的省委办公楼、一座医院和一座小型发电厂拔地而起。同时，邕柳公路的抢修工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汽车行程从最初的七天缩短至两天。

1951年，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召开了首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来自42个县的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比达到47%。许多壮族、瑶族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到省会，他们身着盛装出席会议，并在会后自发组织歌舞庆祝活动，场面热烈而喜庆。

南宁作为省会的军事价值在后来的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79年，南宁作为前线指挥中心，确保部队在72小时内完成集结，比原计划提前了36小时。这高效的指挥调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指挥机关与边境线的适中距离。如今，这座曾经只有5万人的小城，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800万常住人口的区域性国际化大都市。“壮族三月三”节庆期间，南宁街头歌声飞扬，各民族人民和谐共处的景象随处可见。

这段历史中最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南宁偏远落后，然而正是这个看似“不合理”的决定，为南宁乃至广西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省会选址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选择，而是关乎国家治理、民族融合和边境安全的系统工程。南宁的案例有力地说明，一些看似违反常理的抉择背后，往往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这种战略眼光对当今区域协调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发展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考虑政治、民族和安全等多方面因素，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从邕江边上的荒凉小镇到如今的现代化都市，南宁70余年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历史的选择，那些看似偶然的决定，最终都汇聚成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