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晚清的资料，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晚清很多地方官对革命党脾气相当好，宽容度也很高。这些人尽量不得罪革命党，甚至在地方的官声也挺不错。这和乾隆后期开始的官场糜烂现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些细节甚至令人感动。 晚清那会儿，清政府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得没法看，老百姓日子苦得要命。按理说，这种时候地方官该铁了心保朝廷，可现实却挺意外——不少官员对革命党人脾气好得离谱，甚至还暗中帮忙。这事儿跟乾隆后期官场那股糜烂劲儿一比，差别大得让人咋舌。 先说乾隆后期，那时候清朝表面上还风光，可官场早就烂透了。贪污、受贿、搞权谋，官员们忙着捞钱享乐，压根儿不管老百姓死活。比如和珅那号人物，仗着乾隆宠信，贪得无厌，把国库都快掏空了。地方官也跟着学，上下勾结，百姓苦得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这种风气到了晚清还没完全散，可革命党一闹腾，事情就变了味儿。 到了晚清，清政府已经是个破船，外有列强欺负，内有太平天国、义和团乱七八糟地折腾。革命党人，像秋瑾、徐锡麟这帮人，站出来要推翻清朝，搞武装起义。按说地方官该拼了命抓人，可不少人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帮着革命党。这可不是他们突然变善良了，而是时局和人心都变了。 拿浙江山阴知县李钟岳来说，这人是个典型例子。1907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搞革命，上头下了命令让李钟岳去抓人。他呢？不想干这事儿，先拖着，还偷偷放风声，想让秋瑾跑。可秋瑾硬气得很，非要留下，最后还是被抓了。上级逼得紧，李钟岳没办法，只能执行处决命令。可这事儿在他心里过不去，几个月后，他在家自杀了。这说明啥？他对革命党那份理想多少有点认同，又被清廷的官帽子压得喘不过气，内心撕扯得厉害。 再看广东的丘逢甲，这哥们儿更直接。他在岭东同文学堂当校长，发现学生作文里写革命的东西，非但没告密，还拿“人权和思想自由”当理由，劝朝廷别瞎抓人。后来在两广方言学堂，他干脆安插革命党人，暗中支持他们活动。这种做法，既是看清了时局大势，也多少带着点对革命的理解。 为啥这么宽容？ 这些官员为啥对革命党这么客气？晚清那会儿，清政府腐败得让人寒心，地方官也不是个个都铁石心肠。像李钟岳这种，面对秋瑾这样的革命者，可能觉得人家是为了老百姓好，自己干的却是昧良心的事儿。丘逢甲也一样，看学生搞革命，觉得这是年轻人的热血，不能随便灭了。 再说个接地气的因素——革命党搞得官员们害怕了。1907年，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巡抚恩铭，事儿闹大了，两江总督端方急得在电报里说：“从今往后，咱睡不着安稳觉了。”革命党人敢拼敢杀，官员们怕惹急了这些人，自己脑袋不保。这种“民间监督”不是官府盯着你，而是老百姓拿刀枪盯着你，换谁不得掂量掂量？ 还有就是时局太乱了。晚清那几年，清政府摇摇欲坠，谁也不知道明天咋样。地方官心里没底，怕得罪革命党，万一清朝真完了，自己落个坏名声不说，小命都可能没了。所以有些人干脆两边不得罪，观望为主，甚至暗中帮一把革命党，给自己留条后路。 乾隆后期那股糜烂劲儿，到晚清确实淡了点。不是说官员们都变好了，而是革命党这一闹，逼得他们不敢太嚣张。贪污腐败还是有，可面对革命党时，得多想想后果。像李钟岳这种，宁可自杀也不愿昧着良心干到底；丘逢甲那样的，直接站革命一边。这种变化，不是官场自己改的，是被外头那股民间的力量硬生生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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