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她说：“我要把身体上所有能引发炎症、影响我肝病研究的器官全部清除！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2年，一位医生的举动震惊了身边所有人，47岁的陈菊梅在那一年主动要求切除阑尾，摘掉扁桃体，并且拔掉满口牙齿。   她的理由极为简单：要把身体中可能引发炎症的隐患彻底去掉，好让自己能够安心地继续进行肝病研究。   20世纪中期，中国正深陷肝炎的困境，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种疾病在城乡广泛存在，病死率极高，肝炎患者往往只能依靠有限的药物维持，最终仍旧面临肝硬化和肝癌的威胁。   彼时的医疗体系薄弱，科研条件匮乏，医学研究人员肩上的压力极为沉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菊梅选择将一生的精力投向这一领域。   她清楚，哪怕科研条件艰难，只要能找到降低病死率的方法，哪怕前进的只是一步，也能为无数患者带来希望。   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她的身体状况逐渐成为阻碍，阑尾炎、扁桃体发炎、牙齿反复感染，这些在普通人身上不算严重的毛病，却常常迫使她中断实验，一次实验被打断，意味着数日甚至数周的准备功亏一篑。   她不能容忍这样的浪费，在长时间的思考后，她决定用最直接的方法消除这些风险，她清楚每一次手术都伴随着痛苦和风险，但她把这些视为达成目标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手术过程并不轻松，阑尾切除和扁桃体摘除对当时的医疗技术而言并非大难题，但连续接受手术加上拔掉全部牙齿，让她在恢复期内面临极大痛苦，牙齿缺失让她只能依赖软食，进食变得艰难，说话也受到影响。   她的家人和同事都担心她的身体会因此垮掉，但她几乎没有停下实验的脚步，手术过后不久，她便重新回到实验室，继续加班整理实验数据，她心里始终装着的是研究工作的进展，而不是个人生活的舒适。   这种极端的投入并非没有回报，陈菊梅把研究重点放在肝炎患者的转氨酶水平控制上，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转氨酶成为衡量病情好转与否的重要指标，经过反复的实验和临床观察，她提出了降低转氨酶的新方法。   很快她的成果在国内引起关注，她也因此被称为“降酶第一人”，她的研究推动了肝炎治疗方法的改进，使慢性重型肝炎患者的死亡率从过去的85%以上降低到了38%左右，这一突破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也为后续的药物研发与治疗提供了基础。   在科研之外，她的身影同样活跃在公共卫生的前线，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她已年近八十，仍然亲自撰写防治手册，参与防控工作。   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又带领团队奔赴灾区，从事传染病防控，在这些危机中，她从未以年老为理由退居幕后，而是坚持与年轻医护人员同吃同住。   她始终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研究室和医院，还在于每一次与公众健康相关的紧急时刻。   陈菊梅的科研和行动让她获得了同行和患者的尊敬，她在肝病研究领域的成就带动了全国诊疗水平的提高，国际医学界也逐渐开始认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努力。   即便如此，她始终保持低调，从不主动宣传自己，面对媒体和出版机构的采访请求，她多次拒绝，坚称自己的工作只是职责所在，不需要过多的渲染，她在晚年更是提出，去世后不举办复杂的丧礼，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继续为医学教育提供帮助。   这一生中，她没有把自己塑造成传奇人物，她的选择在常人眼中或许是疯狂的，但她始终坚信，只要能推动研究前进，任何牺牲都值得，她用行动证明，一个人的执着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她留下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而是一种对目标坚持到底的态度，正是这种精神，让她的名字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陈菊梅去世时，许多曾经受过她帮助的患者赶来送别，人们记住的不是她的手术举动有多么极端，而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和奉献，她的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科研值得付出多少，对于她来说，答案是全部。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共产党员网——她走了，91岁还坚持出诊，83岁时还到汶川地震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