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正在开会，特务突然闯了进来，问，谁是鲁迅？鲁迅淡淡的说，我们这里没人叫鲁迅。特务说，你叫什么？鲁迅说，我叫周树人。于是特务悻悻的走了。 【消息源自：《文史杂志》2005年第3期，郑奠先生回忆录整理】 在那个年代，有些名字是不能随便叫的，比如“鲁迅”这两个字，在有些人耳朵里，它不是名字，是一把刀，是一张通缉令。1928年的杭州，西湖边的楼外楼饭庄，一盘西湖醋鱼刚上来，香气勾人，但饭桌上的几个人，心里却绷着一根弦。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搞得腥风血雨，左翼文人就是头号靶子，鲁迅的文章篇篇都像子弹，打得太多人脸疼，他的名字早就挂在了特务的黑名单上。 那天请客的是许广平的老师郑奠，本意是让鲁迅和许广平来杭州躲躲上海的风头，散散心。可谁都知道，这世道没有真正的清净地。饭吃到一半，楼梯口传来一阵杂乱又沉重的脚步声，不是食客上楼的动静，倒像是来抓人的。门“哐”地一声被推开，两个穿长衫的汉子闯了进来，贼眉鼠眼地扫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了鲁迅这一桌。领头的那个粗着嗓子问：“谁是鲁迅？”空气瞬间凝固，郑奠和许广平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许广平的手死死攥着杯子，指节发白。 全场的焦点，那个叫“鲁迅”的男人，却跟个没事人一样，慢悠悠地放下筷子，抬起头，眼神平静得像西湖的水，淡淡地回了一句：“这里没有叫鲁迅的。”特务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是这个反应，又指着他追问：“那你叫什么？”他答得更干脆：“我叫周树人。”这两个名字，一个是捅破天的笔，一个是安身立命的壳。特务们面面相觑，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抓捕思想激进的“鲁迅”，可眼前这个自称“周树人”的中年人，看着就是个教书先生，毫无杀气。他们嘀咕了几句，没找到茬，只能悻悻地走了。 一场要命的危机，就这么被三个字给化解了。但这事远没结束，它只是那个高压时代的一个缩影。鲁迅根本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莽撞英雄，他懂得怎么跟狼周旋。用“鲁迅”这个名字，他把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支军队，冲锋陷阵，揭露黑暗；而回到生活中，他就是周树人，一个需要保护家人的普通人。这不仅仅是智慧，更是一种生存策略。他出门总是绕着小路走，行李里塞满用各种笔名发表的书，就是为了迷惑那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的特务。 其实，楼外楼这次饭局，只是他无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中的一次。真正的压力，是无形的。国民党虽然没有公开通缉他，但暗地里的监视从未断过。他在上海景云里的家门口，总有可疑的人在晃悠。1931年，他的学生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那段日子，他只能躲在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书店里避难，白天是书店老板的朋友，晚上才敢点灯写那些要命的杂文。他的笔，一刻也没停下，因为他知道，一停下，那些死去的人就白死了。 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战争，一场用笔对抗枪炮的战争。他用十几个笔名，像游击队员一样在敌人的报刊上埋下思想的火种。他明知自己肺病缠身，医生让他戒烟，他却抽得更凶，因为思考和写作的痛苦，远比病痛更折磨人。他创办木刻讲习会，教年轻人在木板上刻出时代的呐喊，因为他知道，思想的传承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 直到1936年他去世，那些特务也没能真正抓到“鲁迅”。他们可以监视周树人的行踪，却永远无法禁锢鲁迅的思想。周树人这个名字，最终被刻在了墓碑上，而“鲁迅”这个名字，却刻在了几代中国人的骨头里。那些想用暴力让他闭嘴的人最终发现，他们可以杀死一个叫周树人的肉体，却永远也抓不住那个叫鲁迅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