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于敏一起工作过的杜祥琬院士在一次采访时说：“有一次，我们和于敏在看核装置物理量的纸带，于敏突然就说这个量错了，这个得求助于华东计算所的同志们。你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看的核装置物理量纸带，可不是普通的纸条，每一条纹路、每一个脉冲信号，都是核反应过程的‘密码’。

能从密密麻麻的纹路里一眼揪出错误，于敏靠的从不是运气——他是中国少有的没留过洋却能站在核物理顶端的科学家，连钱学森都称他是“国产土专家一号”。

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直接进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候国内核物理研究刚起步，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凑不齐，他就抱着外文期刊啃，从量子力学读到核反应理论，笔记记了十几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骑着自行车去请教其他研究所的专家，有时候为了一个公式推导，能在办公室熬到天亮。

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核反应的复杂数据全靠手算，于敏带着团队用算盘、计算尺一遍遍地算，一张纸带的数据往往要核对七八遍才敢确认。

有同事记得，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三个笔记本，一个记理论公式，一个记计算步骤，还有一个专门记“易错点”——比如哪个参数容易算错，哪个纹路信号容易和干扰信号混淆。就是这份较真，让他对核反应的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所以看到纸带时，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脉冲异常，他都能立刻察觉不对。

发现错误后，于敏没耽误一分钟，当天就联系了华东计算所。那时候通讯不方便，他亲自写了详细的说明，把错误数据的位置、可能的影响都标得清清楚楚，让同事专程送过去。有人劝他“先等等，说不定是我们看错了”，他却摇头：“核试验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个数据错了，后续所有分析都会偏，甚至可能影响整个试验方案。”

后来华东计算所重新计算，果然证实了于敏的判断，及时修正了数据，避免了后续工作的重大偏差。

这里就有个让人佩服的点：于敏明明是搞理论物理出身，却比谁都懂“理论要落地”的道理。他不像有些学者只埋首书斋，反而总往试验场跑，戈壁滩上的风把他的脸吹得开裂，他却蹲在地上和技术人员一起整理纸带，甚至亲手调试记录设备。

有次试验前，他发现纸带记录器的灵敏度有点问题，当场就拆开来检查，手上沾了满是油污也不在意，直到确认设备没问题才放心。

很多人不知道，于敏原本的研究方向是基础物理，他早就对原子核理论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已经开始撰写相关论文。可1961年，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转向氢弹原理研究，这个领域当时一片空白，还得严格保密，连家人都不能说。

他没犹豫，只说了句“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从此就从公开的学术圈消失了，连发表过的论文都成了“秘密”。此后十几年，他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妻子孙玉芹只能通过偶尔的书信知道他“一切安好”，直到1971年，他才第一次跟家人坦白自己在搞“大炸弹”。

为什么于敏能在没有国外经验借鉴的情况下，把氢弹原理啃下来？除了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重要的是他敢“较真”——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验证，每一个假设都要找到实验支撑。

有次团队里的年轻科研人员算出一个关键参数，他觉得有问题，就带着对方一起重新计算，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算出来的结果都和最初的不一样，最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常说“搞科学不能怕麻烦，麻烦多一分，试验成功的把握就多一分”。

现在回头看，那些印着密密麻麻纹路的纸带，不仅记录了核反应的秘密，更藏着于敏这代科学家的坚守——没有先进设备，就用手算和算盘补；没有国外经验，就靠自己一点点摸索；为了国家需要，甘愿隐姓埋名十几年。他们不是天生的“天才”，只是把每一份认真都用到了极致，把每一份热爱都献给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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