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纪登奎去世前，说了一句话：“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天他刚吃过晚饭，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本来是散步消食，谁都没想到，一场彻底的告别就在几分钟后发生...... 1988年那个夏天，北京的天气一向闷热。 晚饭后，纪登奎像往常一样在内务府街的四合院里踱步，手里没拿书，也没讲话。天还是亮的，空气里泛着潮气，他一边走，一边消食。 院子里那株石榴树正结着小果，红不红绿不绿地挂着，风不大，虫子倒挺响。 谁都没想到，就在那几分钟里，他突然停住了脚，身子一歪，摔在砖地上，只留下一句话：“我不行了，我要死了。”声音不大，但够真切。他的老伴王纯吓得不轻，冲出来的时候，还以为是闹着玩。可纪登奎脸都白了，手指蜷着，身上也没了动静。 这人啊，说没就没了。 那时候他才65岁，正部级待遇，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四合院里。 院子不大，收拾得挺干净。 墙角种了点花草，后面一排矮竹子，静的时候能听见鸟儿叫。他早就不在高位上了，生活过得简朴，除了几个老同事偶尔来串门，基本就是他和王纯在一块过日子。 两人认识得早，早到还能追溯到抗战时那个闹哄哄的年代。 王纯比他大一岁，是女八路出身，后来跟着部队辗转在河南一带搞地下工作。 两人同在许昌，相识那年都还是年轻人，一路走来，生了五个孩子，也经历过起伏不少的年头。 说起纪登奎，有的人会想到他是毛主席口中的“老朋友”。 这话是毛在1951年南下许昌时说的。当时毛要听地方干部汇报，纪登奎才28岁，是最年轻的地委副书记。他讲话语速不快，汇报得清清楚楚，毛听完后点头说：“你多大？”他说23年生的。毛乐了：“小我三十岁，老朋友啊。”一句调侃，却记了下来。 此后毛对他格外留心。 几年后在郑州，毛再次提起这位“老朋友”，还让人找来一块大理石做纪念，说这人“靠得住”。 纪登奎仕途的起步，其实就是从那场汇报开始的。 从地委副书记一路上调，他干过洛阳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还进了国务院。 1975年被任命为副总理，成了副国级干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这种上升速度说快也不快，说慢也不慢。很多人说他是“毛看重的人”，这话没错。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干部，也不爱抢功。 他说话慢，做事也稳，不太讲场面话，倒是挺能忍。分管宣传那会儿，很多文化单位都归他管，但他从来不把调子拉得太高，说自己就是“过日子的人”。 等到1980年，他突然递交辞呈，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 外头人还没缓过劲儿来，他已经把东西收拾好，调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不带头衔，没实权，但待遇不变。那会儿中央不少干部都在往“实职”上靠，他却往后退了一步。 有人说他是识时务，也有人说他是“退得漂亮”。那时候“老中青”交替成为潮流，退下来的干部要么“带病留任”，要么“下放虚职”，像纪登奎这样主动辞去副国级职位的，确实不多。 他也没吵没闹，甚至连告别会都没办，低调得很。 辞职以后，他和王纯搬进了内务府街的那套四合院，住得算舒服。 原先的干部宿舍早已住满，老两口喜欢安静，也不愿再凑热闹。四合院一进门是影壁墙，右边是厨房，正屋三间，书房和卧室都挨着。 纪登奎每天早上起得早，读资料、写字、看报纸，有时候会跟王纯聊起旧事。 他确实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不是一时兴起，是真的认真筹备。 他说要写两本，一本是人生经历，另一本文专讲“特殊十年”。秘书回忆说他动笔了，前面写得挺顺，就是没来得及写完。案头常年堆着文革时的文件副本，还有自己当年签批的材料，旁人看了都头大，他倒是常说：“这些事不说清楚，不算个完。” 那几年，除了写作，他偶尔也会接待些老朋友来串门。 说不上热络，但不拒人。有一次，有人说起中央的政策调整，他摆摆手说：“别问我了，我早就退下来了，现在就是个写字的。”话说得平淡，其实也有几分无奈。 他没病，或者说没有大病，平时身体也硬朗。 王纯一直陪在他身边，吃穿用度都照料得细致。俩人年纪相仿，一块生活了几十年，有说有笑，有时也斗嘴。 那天晚饭后就是这样，起因说起来有点可笑——两人聊到谁的革命资历更老。 王纯不服气，说自己1938年就跟着部队跑了。 他说自己虽然也是38年参加工作，但入党比她早几个月。王纯一听就不乐意，说：“你净爱抢功。”他说：“我说的是事实嘛。”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虽然没吵大架，但多少带点情绪。 饭后他照常散步，王纯还在厨房擦碗。 谁也没想到，那会儿就是永别。事后王纯一直念叨：“那天不该跟他争那几句。”她哭着说，如果不争，他就不会激动，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但医生说得明白，这是心脏病突发，不是情绪惹的祸。 纪登奎本身就有心血管病史，只是从来没发作过，谁也想不到，那天的发作来得那么急。 葬礼办得不大，家属坚持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