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林徽因父亲兵败身亡时，她四个弟弟中最大的才11岁。四个异母弟弟后来都靠林徽因照顾抚育，她和弟弟们感情非常好，为此没少挨亲生母亲的责骂。

林徽因的名字，这些年总是被人拿来说事。 她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政坛的“清流”，字写得好，话说得利落，人也有担当。 可惜命不长，1925年，那会儿国共合作刚刚起步，北方战乱没停，林长民因卷入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事件，被乱军流弹击中身亡。 那年林徽因才21岁，人在美国留学，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林家一下子散了。 老先生留下的四个小儿子，全是异母，最大的十一岁，最小还在吃奶。 对旁人来说，这种局面可能就是家族的残局，兄弟姐妹一哄而散，各自靠命。 可林徽因不是这么想的。 她不光自己忍住哀伤，还开始张罗弟弟们的事。 这些弟弟，说白了跟她并不算“血脉至亲”，母亲不是一个，但父亲的血脉相连，她认得清这一点。 后来她从美国回国，先是把母亲接来住，再一一把弟弟们接进自己家。 住得下吗？ 不宽裕。 处得好吗？ 也不好。 尤其她母亲，对这些异母的孩子一直看不顺眼，逮着机会就骂。 林徽因夹在中间，明里暗里受了多少气，没人知道。 有段时间她整夜睡不着觉，写信给朋友时说，自己被母亲“拖入了人间地狱”。 那信后来传出来，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民国才女”，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的坚持，其实也没什么高调理由，不是道德崇高，不是家族荣耀，就是骨子里那口气。 她说：“父亲不在了，我不能让这个家也没了。” 这句话她没大声说过，只是一直这么做。 哪怕她弟弟考上清华，她都一声不响把人接来家里住。 外人听着可能觉得“这不就长姐如母么”，可在那个年头，女子连继承权都没有，一个未婚女子主动养异母弟弟，这不是善良，是倔强。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梁思成慢慢走进了她的生活。 两人早年在美国就认识，按说是“自由恋爱”，但真往细里看，其实他们的结合，也有一层现实考量。 林徽因父亲身故，家中顿时无主，梁启超出面张罗丧事，还自掏腰包资助林家度日，这在那时是极讲义气的举动。 林徽因对这份情，看得分明。 婚姻之中当然有情爱，但感恩与责任也在。 她有一句话传下来，说给梁思成听的：“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会用一生来偿还。” 这话不像小情小爱，更像是盟约。 婚后两人去了宾大继续求学。 那个年代，美国的建筑系不收女生。 林徽因干脆转进美术系，再通过旁听、做助教，一点点摸进建筑学的大门。 梁思成本来对建筑没多大兴趣，爱画画，后来被林徽因一句话打动了：“建筑，是艺术和工程的结合。” 从那以后，这对夫妻就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工友”。 别人蜜月去巴黎喝红酒，他们是背着画板奔走在各国街头，看教堂、看拱顶、量柱距，记录每一个砖石细节。 这对夫妻从来不谈浪漫。 他们从美国回国后，直接在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教学、画图、写教材，林徽因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 她对学生要求特别高，图纸稍有瑕疵，就直接批评，有次一个学生画歪了，她当众说“这不是人画的”，语气那叫一个直。 有人说她不够温柔，她不争。 她说：“建筑不是柔情，是尺度。” 这一句话，就能看出她内心的利落。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北平很快沦陷。 林徽因一家人没犹豫，立刻南下。 昆明、贵阳、再到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她带着孩子、带着母亲，还拖着一本本厚重的建筑资料。 别人劝她出去治病，她说：“这个时候，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不该离开。” 她那会儿肺病加重，骨瘦如柴，每天咳到脸色发白，但只要还有口气，就不放下手上的校稿与翻译。 在昆明时，他们被请去参与西南联大的校舍设计。 经费不足，图纸一改再改，最后只能搭茅屋充教室。 林徽因看着定稿的那一晚，流了整夜的泪。 她没说“这设计不好”，只说：“中国的孩子，要在茅草屋里上学了。” 这不是伤感，是痛心。 那种感觉，像她一直想要留住点什么，却眼睁睁看着它一片片剥落。 后来抗战结束，她回到北京，身体已是一身病。 那时城里开始拆古城墙、修大马路，她气得直发抖。 她拄着拐杖站在城墙边，朝着工人喊：“你们真拆了，将来会后悔！重建的再像，也是假的！” 没人听。 她声音嘶哑，脸色苍白，但还是站了一整天。 拆与不拆已经不是她能左右的事了，可她非得喊出这一句，哪怕没人信。 1955年春天，她在北京病逝，年仅51岁。 死的时候瘦得像纸，很多朋友都说，这样一个人，若是生在别的年代，也许能活得轻松点。 但她就是生在这个年代，她也从没打算轻松。 她做的那些事，不是为了成为“传奇女性”，只是她看见了责任，看见了遗产，看见了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的身体，她没法不去缝。 别人问她图什么，她从不解释。 她一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事该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