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朱梅华，1953年出生，上海普陀区人，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她从小爱画画、跳舞，课余常在学校操场练习舞步，或在家用炭笔画街景。1970年，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热潮，上海新会中学的广播里描绘着田野的麦浪、草原的牛羊，朱梅华听得心动，毫不犹豫报了名。她对云南西双版纳充满好奇，想象那里的少数民族风俗和上海截然不同的生活。母亲不放心，塞给她一包干粮，叮嘱别单独行动，尤其在偏僻地方。朱梅华却觉得母亲多虑，背上行囊，登上火车，奔向未知的远方。 到了西双版纳，现实却像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七营三连的宿舍是简陋的茅草屋，泥泞的土路坑坑洼洼，周围只有连绵的大山，哪有广播里说的金黄麦田。朱梅华每天扛着锄头，跟大部队去荒地开垦橡胶林，汗水浸湿衣衫，鞋底沾满泥巴。生活的艰苦让她渐渐没了热情，思乡的情绪全写在寄回家的信里。1973年，她好不容易争取到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回到家就抱着母亲哭，求父母想办法让她留下。父母是党员干部，劝她继续坚持，她只能含泪返回西双版纳，带着母亲“会去看你”的承诺。 1974年4月2日夜里，朱梅华因内急想去厕所，喊了同屋的刘桂花，没喊醒。她拿了火柴盒，独自走向五十米外的厕所。那晚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厕所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她没出现，刘桂花发现她床铺空了，急忙跑去其他宿舍问，都说没见过人。连队慌了，指导员蒋井杉组织搜寻，翻遍了附近的山林、橡胶林，连新翻的土堆都查了，却没找到任何痕迹。雨夜把泥地冲得干干净净，厕所里也没火柴棍，只在通往八营三连的路上找到一双沾泥的黑布鞋。 连队把这件事报到营部，很快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办公室。专案组迅速成立，带着村民和知青四处找人。起初怀疑朱梅华逃回上海，外调组赶到她家，父母听说女儿失踪，吓得差点晕过去，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执意跟着回西双版纳找人。调查发现她没回家，也没回浙江老家。有人猜她可能偷渡到中缅边境，只有20公里远，跑过去不难。可缅甸方面反馈，失踪前后没非法越境记录，人贩子也没动静。这条线索断了。 专案组又提出几种可能：轻生、情杀、奸杀。轻生很快被排除，知青们说朱梅华性格开朗，仗义大方，平时有啥难处都说出来，不像是想不开的人。父母也觉得女儿坚强，生活再苦也不会走极端。情杀和奸杀的猜测指向连队内部，朱梅华长得漂亮，性格好，男知青里不少人喜欢她，会不会引发了嫉妒或冲突？她母亲提到，朱梅华探亲时哭着说“回去了就回不来”，这话听着怪，像是知道有危险。 调查转向内部人员，祝为鸣成了重点。他是朱梅华的中学同学，两人下乡后谈了恋爱，平时常一起聊天。案发当天，有人发现祝为鸣在朱梅华的火柴盒上写了“火烧朱梅华”五个字，吓人得很。专案组把他带去审问，他承认那天和朱梅华吵过架，因回乡的事闹得不愉快，当晚还去了她宿舍坐了十分钟，没说话就走了。刘桂花证实他来过，气氛安静得怪。同寝知青说祝为鸣当晚没外出，线索断了。这次审讯让他受了打击，1995年他因胃癌去世，身边只有两条狗陪着。 另一条线索指向指导员蒋井杉。有人反映，案发次日，他妻子在家洗了件女式衣服，他还扛着锄头、裤脚沾泥回来。专案组暗中查他家，发现一间房窗纸上有小洞，正对女知青宿舍，墙缝里还有块疑似朱梅华的瑞士天克诺手表。蒋井杉被审时，先说杀了人，尸体在猪圈，又改口说在黄豆山山腰。专案组挖了两处，都没找到尸体。他反反复复，啥也说不清，最后因强奸罪判了七年，跟失踪案没关系。 案件没了进展，专案组把红堡水库捞了好几遍，啥也没捞着。有人说沼泽地可能藏了尸体，可当时技术不行，搜不了。女知青们吓得不行，很多人想办法离开，有的嫁人，有的回城，谁也不想待在那个茅草屋。云南建设兵团很重视这事，不断派人调查，可一点线索没有，朱梅华就像凭空消失了。 2002年，专案组的孙干事去上海，见了朱梅华的母亲，想再梳理线索。她母亲拿出女儿的画册，眼里满是泪。2009年，孙干事帮她写了十几封信，寄到云南公安厅、西双版纳公安局、景洪市公安局，求他们再查一次。景洪公安局回了信，说按线索又找了一遍，没找到人，沼泽地没法细查，但会继续关注。2013年，七营三连的知青回西双版纳，原来的沼泽地已变成橡胶林，挖了也没发现人骨。聚会上，一位老知青抽着烟，靠在沙发上，冒出一句：“小朱会不会自己走了？”大家愣住，没人接话。 2022年，朱梅华失踪48年，母亲还在家等着，床头放着女儿的照片。她常说，后悔当初让女儿回西双版纳，要是听了她的话，兴许就不会出事。2013年，老队长妻子提到，她女儿在缅甸做生意时，见过个像朱梅华的女人，说有上海的母亲，可人一转身就不见了。她女儿把朱梅华的照片贴在店门口，希望她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