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到1935年，爱因斯坦3次论战输于玻尔，颜面扫地。自此之后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扶摇而起，量子论登顶决巅，无人不服。但没想到，大器晚成薛定谔居然霸气出手，用一只猫碾压了玻尔整个学派。 爱因斯坦是出了名的“牛人”，无论在德国还是全世界都声望很高。年轻时靠一纸“相对论”成了物理界的顶梁柱，他心里认定自然界总归是讲道理的，事情怎么发生都能找出来龙去脉。哪怕是最小的电子，也不例外。可惜到了20世纪，量子力学刚冒头，许多现象突然变得像猜谜一样，结果总是不定。别人都觉得新鲜，爱因斯坦却觉得刺耳。他常常叹气：“上帝不掷骰子”，意思是说世界不该是全靠运气的。 而玻尔却不这么看。他是丹麦人，说话腔调很有特色。这位仁兄一辈子没改过口音，也不喜欢说教，总是用温和的语气讲一些别人想不明白的道理。他带领着一群青年才俊搞出了“哥本哈根学派”。这帮人不在乎单个粒子的命运，更看重统计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微观世界就是“只知道大概，不管细节”。玻尔一直耐心地劝爱因斯坦，讲量子论就得接受概率，不能再用老办法琢磨。 这场争论头几年没完没了。每逢科学大会，爱因斯坦总想出各种奇思妙想，摆出难题让玻尔解答。有一年，他搞出个“光盒子”的实验，说如果把光子关在盒子里，掐准时间放出来，再称称重量，就能看出能量和时间能不能同时测得那么准。他的意思是，量子力学有漏洞。 玻尔听了，回旅馆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找到了破绽。原来，要想做得那么准，盒子本身就会受影响，位置和动量也受量子原理管着，绕了一圈，还是打不破这个理论。爱因斯坦这下没话说，只能苦笑着承认又被反驳了。 听起来像是两人互相过不去，其实他们私下关系并不差。有人见过会后两人散步聊天，说着说着就又冒出新问题。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转头却一起去喝咖啡。外人很难体会这种既对立又惺惺相惜的情谊。 科学和生活的距离，有时候就像锅里煮的饺子，看着简单，咬开里头千奇百怪。1935年，爱因斯坦决定“放大招”，他带着两个助手写出一篇论文，直接指出量子理论不够完整，这就是著名的“EPR悖论”。他举的例子其实和农村分家有点像，你把两个兄弟分开，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你只要问清了一个的情况，另一个的情况马上就确定了。可根据当时的理论，这种“互相影响”比光还快，明明违背常理。 玻尔当然没退让。他反复解释说，量子世界的规律跟咱们习惯的不一样。有些事就是只能用概率说话。对他来说，只要理论能对得上实验，至于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他觉得没必要非得解释明白。 这种观点一时间在科学圈里流传开来。许多年轻人觉得，既然老前辈们都这么说，那就继续往概率方向走。哥本哈根学派一下成了权威，连平时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被说服了。实验室里，大家用新的数学方法算出了许多结果，的确比以前的老方法精确得多。 不过也有人觉得别扭。像年纪大些的物理学家，还是更习惯能用尺子量、用表计时的那套东西。尤其爱因斯坦这种讲究一是一、二是二的学者，总认为一定有某个大家还没发现的“内情”。他不服输，但年纪大了，心里难免有点落寞。 但就在大家都觉得争论要到此为止的时候，一位“迟到的选手”突然走上了舞台。他就是薛定谔。 薛定谔其实比玻尔和爱因斯坦都要年轻一些。他来自奥地利，人不高，头发有点花白，常年戴副眼镜，看着像个中学老师。他的物理功底很扎实，靠自己一手搞出了“波动力学”，也是量子理论的一大分支。可他这人有个毛病，不太喜欢照搬权威，遇事总爱多问一句“凭啥？”。 1935年，薛定谔看着前辈们争得面红耳赤，心里琢磨：“要不我也掺和一下？”可他不用复杂的公式，也不用高深的设备，居然用了个家里常见的动物猫。于是，那只被锁在盒子里的“薛定谔的猫”横空出世。 这个故事说来其实很简单：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有一只活猫、一瓶毒药和一个微型机关。机关是否启动，完全靠微观粒子的一次随机事件。根据当时的量子理论，只有在你打开盒子的那一刻，猫的生死才被“确定”下来。在此之前，这只猫既是活的也是死的，既没活着也没死透。 这个说法一出，连村里老头都觉得新鲜。过去谁见过这样的事，哪有啥又活又死的猫？但这正是薛定谔要提醒大家：如果照哥本哈根学派那套说法，世界就变得非常古怪，有些事情连常识都解释不通。 当时不少科学家都被这个例子难住了。你说猫到底死没死？有人开玩笑说，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有人皱着眉头说，这理论要这么讲，干脆以后物理也别教小孩了，孩子越学越糊涂。 其实薛定谔并不是存心为难同行，他只是用最直白的方式指出：科学家的理论如果脱离了日常经验，再怎么准确，老百姓也难以接受。大家平时讨论问题，总希望能落到实处，而不是绕着圈子打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