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宰相制度自秦朝确立，历经汉唐鼎盛、宋元调整，始终是皇权之下最高行政枢纽。这个延续1500年的制度，却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手中戛然而止。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被控“谋逆”处决，牵连诛杀三万余人。这场血雨腥风背后，是朱元璋对相权的系统性清算。

中书省作为元朝遗留的行政中枢，下设六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出身佃农的朱元璋，对官僚集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元之天下，谁人失之？”当群臣回答“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时，朱元璋眼中寒光一闪——这成为废除宰相的伏笔。

废相不仅是权力争夺，更是一场制度革命。朱元璋将六部升格为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机构，增设通政司管理奏章，设都察院监察百官，构建起“皇帝-六部-科道”的垂直管理体系。为防范权臣再现，他甚至规定后世子孙“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废除宰相后，朱元璋每日处理奏章200余件，裁决事项400余桩。这位勤政皇帝在《大诰》中自述：“朕自即位，尝思日理万机，不敢斯须自逸。”但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连朱元璋本人都难以为继。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不得不设立“四辅官”协助处理文书，却因担心分权，两年后又将其废除。

制度缺陷在洪武晚年已现端倪。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掀起蓝玉案等大狱，诛杀功臣宿将五万余人。这种极端手段折射出废相后的治理困境：皇帝既要总揽大权，又难独自应对庞大帝国的管理需求。建文帝继位后，试图通过重用方孝孺等文臣重建中枢，但靖难之役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

永乐帝朱棣以藩王夺位，深谙巩固皇权的重要性。1402年，他开创性地从翰林院选拔解缙、胡广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史称“内阁七学士”。这些最初仅五品的小官，主要职责是“参预机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

内阁权力的第一次跃升发生在宣德年间。明宣宗赋予杨士奇等阁臣“票拟”权——即在奏章上贴纸条拟写处理意见。这个看似简单的文书工作，实为决策权的重大让渡。宣德朝现存奏折中，约80%的票拟意见被直接批红执行。正统年间，随着皇帝年幼，内阁逐渐获得与六部对话的权力，杨溥甚至能以“国家旧制不可轻改”为由，否决户部改革方案。

成化至正德年间，内阁完成从顾问机构到行政中枢的质变：

品级突破：成化帝首开先例，加封内阁学士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衔，使其品级超越六部尚书。

人事控制：弘治朝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潜规则，形成独立于吏部的官员晋升通道。

决策垄断：正德初年，李东阳开创首辅单独面圣制度，其他阁臣只能“拱手受成而已”。

嘉靖帝时期的“大礼议”事件，成为内阁权力的转折点。杨廷和以首辅身份率百官抗争，迫使皇帝妥协修改尊号方案。此事证明内阁已具备与皇权博弈的实力。严嵩专权时期，六部长官需每日赴内阁汇报工作，吏部考核官员必须加盖“内阁印”方为有效。

明朝中枢决策形成独特的“双轨制”：内阁用墨笔票拟，司礼监以朱笔批红。这种制度设计本为防止专权，却衍生出更复杂的权力博弈。万历初年，张居正将票拟艺术发挥到极致。他创造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每季度上报工作进度，内阁根据票拟内容进行考核。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万历六年票拟原件显示，张居正常在票拟中夹带私信，直接指挥地方督抚办事。

司礼监的批红权同样不容小觑。正德年间，刘瑾发明“硃批密奏”制度，要求官员奏折必须同时抄送司礼监。天启帝时期，魏忠贤甚至篡改票拟内容，《明熹宗实录》记载某次票拟“更易十之七八，内阁噤不敢言”。这种畸形权力结构，导致明朝中后期出现“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

宦官干政并非明朝独有，但明朝宦官机构之庞大史无前例。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因掌批红权而地位超然。成化年间设立的东厂，更使宦官获得司法监察权。正德初年，刘瑾创设内行厂，形成监视东厂、锦衣卫的“特务中的特务”体系。

宦官权力的膨胀与内阁形成共生关系。张居正改革得以推行，离不开司礼监冯保的支持；万历帝二十八年不上朝，却通过宦官向内阁传递旨意。这种畸形平衡在魏忠贤时期被打破，他通过控制内阁首辅顾秉谦，将票拟权与批红权合二为一，创造“政令皆出阉党”的黑暗时期。

作为法定行政机构，六部在废相后经历了复杂演变：

洪武至宣德：六部尚书直接面圣奏事，永乐帝曾一日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三次

正统至嘉靖：六部奏折需经内阁转呈，弘治朝出现“部阁之争”

·万历至崇祯：六部沦为执行机构，天启年间工部尚书钟羽正感慨：“今之六卿，仅备员画诺耳”

吏部的权力变迁最具代表性。永乐年间，吏部尚书蹇义可当面否决皇帝的人事任命；万历时期，吏部尚书孙丕扬发明“掣签法”——用抽签决定官员任命，这种看似公平的制度实为对抗内阁干预的无奈之举。户部在张居正改革期间短暂重掌财政大权，但“一条鞭法”推行后，税银直接存入内承运库，户部尚书沦为皇帝账房先生。

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构成的监察体系，本应“代天子巡狩，振扬风纪”。但在明朝特殊权力结构下，科道官逐渐沦为党争工具。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229名御史、给事中联名弹劾内阁，创下明代集体谏诤纪录。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科道官先后发动七次大规模谏诤，导致三十余名官员被廷杖。

这种“风闻言事”制度在后期彻底失控。天启年间，御史崔呈秀投靠魏忠贤后，一年内弹劾官员147人。崇祯帝时期，给事中韩一良公开奏称：“臣两月内推却馈金五百两”，暴露官场腐败已成公开秘密。监察体系的崩溃，标志着明朝权力制衡机制的彻底失效。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明朝中枢呈现荒诞景象：内阁首辅魏藻德主张迁都，却不敢直言；司礼太监王承恩痛哭劝谏，反遭文官唾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打开城门投降，称“此乃天意”。这种决策瘫痪，正是明朝权力结构失衡的终极体现。

回望明朝权力演变，可见三条清晰脉络：

制度惯性：宰相虽废，但“秘书-决策-执行”的权力传导规律仍在运作

人性博弈：张居正、魏忠贤等强势人物总能突破制度约束

系统熵增：缺乏统一协调中枢，导致行政效率持续衰减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陈：“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道出了废除宰相的根本矛盾：在农业帝国转向复杂社会治理时，试图用绝对皇权替代专业官僚体系，终将引发系统性崩溃。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启示，远超“权力最大官职”的表象，直指国家治理中权力分配与制衡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