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7年夏夜，南京城弥漫着潮湿的暑气。新科状元陈䢿的府邸内，烛火摇曳的书房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次日清晨，巡城士兵发现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状元郎倒伏在地，嘴角残留黑血，手指深深抠入青砖缝隙。这桩离奇命案如野火般传遍京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陈䢿的崛起堪称传奇。他出身福建闽县赤贫之家，父亲早逝，母子二人靠替人浆洗衣物为生。据《闽县县志》记载，陈䢿六岁能诵《千字文》，十岁通读《四书》，为省灯油钱，常在村口土地庙借香火之光夜读。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在乡试中以一篇《河工疏》震动考官。文中直言“治河如治民，堵不如疏”，暗合朱元璋“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被钦点为福建解元。

殿试当日场景更具戏剧性。陈䢿因买不起新衣，穿着母亲用四十块碎布拼成的长衫觐见。朱元璋见其衣衫褴褛却对答如流，当场解下腰间玉带相赠。《明太祖实录》记载，皇帝曾对侍臣感叹：“南人灵秀，此子类朕。”然而仅仅三个月后，这位帝王口中的“类朕之人”便蹊跷身亡。

案发现场的细节令人脊背发凉。刑部仵作记录显示，陈䢿尸体呈现典型中毒症状：指甲发黑、瞳孔扩散，但诡异的是胃中并未检出毒物。书桌上的《孟子》摊开至《公孙丑》篇，页边批注“民贵君轻”四字被反复描画。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其紧握的掌心里，藏着半片烧焦的纸屑，隐约可见“关节”“北地”等残字。

锦衣卫的密探在屋顶发现三处瓦片移位。顺着痕迹追踪，竟在三条街外的胭脂巷水井中打捞出一具溺毙男尸。死者身着五品官服，腰间银鱼袋刻着“礼部主事王纶”。经查，此人正是当年会试的试卷誊录官。《锦衣卫办案实录》记载，王纶指甲缝中嵌有与陈䢿书房相同的松烟墨末，暗示两人死前有过接触。

此时民间传言愈演愈烈。秦淮河画舫传唱新编小调：“状元郎，揭黑榜，阎罗殿里诉冤枉。”茶楼说书人添油加醋，称陈䢿化作厉鬼夜叩宫门。朝廷的权威正在被这桩悬案悄然腐蚀。

朱元璋的反应异常暴烈。据宫中太监回忆，皇帝听闻陈䢿死讯后，挥剑砍碎了三道屏风。这位出身乞丐的帝王，对科举舞弊有着切肤之痛。洪武初年江西科场案，他曾将受贿考官剥皮填草，悬挂在贡院门口示众。

调查矛头迅速指向当年的春闱榜单。礼部存档显示，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来自江浙、湖广等南方省份，北方士子无一上榜。更蹊跷的是，落榜生员韩克忠的试卷被找出——这位山东考生的策论中，赫然有与陈䢿乡试文章相似的治水思路。

朱元璋在奉先殿召见主考刘三吾时，发生了明朝史上著名的“御前对峙”。八十五岁的老臣坚称：“南卷经义精纯，北卷空泛俚俗。”皇帝则摔碎茶盏怒斥：“元人治下北方凋敝，如今大明立国三十载，尔等仍以地域取士，是要逼反北地吗？”这场对话被起居注官完整记录，成为南北榜案的关键证据。

随着锦衣卫深入调查，一个庞大利益网络浮出水面。南方豪族通过“通关节”（考前密约记号）、“递条子”（贿赂考官）等方式操纵科场。在查抄苏州顾氏家族时，搜出与六名考官的往来书信，其中明确写着“头场破题用‘天地’二字”“二场承题嵌‘日月’为记”等暗号。

更惊人的是陈䢿遗留的密信残篇。通过拼凑烧焦纸片，锦衣卫还原出部分内容：“……燕邸欲以科名笼络北士，其心叵测……”这直指当时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明史·成祖本纪》学者考证，朱棣确实在洪武末期频繁接见北方儒生，但此举是否涉及科举舞弊，仍是历史悬案。

北方士子的愤怒在此刻爆发。河南生员张信率百人跪在南京聚宝门前，高举《北地十问》血书，其中质问：“孔子鲁人也，今鲁地无一人登科，圣学绝矣？”这场抗议演变成持续半月的骚乱，应天府不得不调动卫所军士维持秩序。

朱元璋的判决震动朝野。1397年四月初八，奉天门外竖起二十根行刑桩。八旬老臣刘三吾被当众凌迟，其余二十余名考官皆斩首示众。史载行刑当日，“血流漫过御道石缝，三日不散”。

六月重开科举的诏书充满深意。皇帝特命北方将领蓝玉监考，贡院四周布满弓弩手。新录取的六十一名进士全来自山西、山东等省，状元韩克忠的策论题目恰是《论北疆屯田与国防》。《明史·选举志》指出，这份“北榜”试卷质量明显逊于南榜，但朱元璋亲自朱批：“质朴可用。”

这场大案彻底改变科举格局。次年颁布的《科举改制诏》规定：每科南榜取士不得超过六成，另设“边榜”照顾云贵等偏远地区。为防舞弊，试卷糊名誊录制正式确立，考官入院后即被禁足，直至放榜。

陈䢿之死始终笼罩迷雾。官方文书称其“误食毒鼠饵毙”，但福建民间至今流传“三更状元”传说：每逢阴雨夜，便有青衫书生在闽江畔吟诵“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现代学者从档案中发现蹊跷。陈䢿暴毙次日，锦衣卫指挥使蒋瓛曾密奏：“查礼部账册，见洪武二十九年南直隶修河款亏空三万两。”巧合的是，陈䢿的《河工疏》正揭露过治河银两被侵吞之事。这或许才是招致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南京夫子庙的洪武三十年进士碑，南榜名单全数凿毁，北榜姓名却保存完好。六百年来，无数考生抚摸那些凹陷的刻痕，仿佛能触到历史表皮下未愈的伤疤。

南北分卷制的实施带来意外效果。北方士子为提升竞争力，自发组建“文社”交流学问；南方书院则增设《北地风物考》等课程。至永乐年间，出现了杨士奇（江西）、杨荣（福建）、杨溥（湖广）等贯通南北的“三杨内阁”。

考题变革更具深意。洪武三十年后，科举增加《边防策》《赈灾论》等实务内容。1420年山东乡试甚至出现“若倭寇犯登州，当如何水陆联防”的军事题目。这种“以考促学”的方式，客观上推动了实用主义思潮。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评述：“洪武科举案以血腥手段达成地域平衡，虽失之残酷，却为明王朝维系二百余年国祚奠定基础。”而那位引发飓风的状元陈䢿，最终化作《明史》中短短一行注脚：“䢿，闽人，洪武三十年状元，暴卒。”

当我们在南京城墙下拾起一片明初青瓦，或许该想起：历史从非非黑即白的画卷，而是无数个陈䢿、刘三吾、韩克忠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