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3月某夜，天京城东刑场，浓烟裹挟着焦臭味四处弥漫。34名死囚被铁钩贯穿喉咙悬挂于高杆之上，四肢裹满浸透麻油的棉布，蜷缩的躯体在火舌中扭曲爆裂。受刑者从翼殿尚书周北顺到东试翰林严定邦，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两广老兄弟。而他们的“通妖”罪证，仅仅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在狱中的胡乱指认。那么，东王杨秀清为何会不予审理，就以“肃清妖孽”之名处决这些勋旧，本文就来说说这起太平天国历史上最惨烈血腥的肃反案。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内外局势可谓极其严峻。城外江南、江北大营分别遏制太平军东出、北上之路，各路清军正集结而来；城内近万名滞留的士绅胥吏，虽剪去发辫，但心向清廷暗中串联，随时准备献城立功。太平军入城时曾强令军民蓄发，以示归顺新朝之意，可当年夏，杨秀清接到眼线密报称大量百姓剪去额前发，有叛迎清军之嫌。殿左一检点林锡保奉命审理，为迎合东殿皆论死罪。

夏官正丞相黄玉琨查实，江南妇人素有剪去额前发以避暑的风俗，幸得他据理力争，才救下十之六七的无辜之人。以东王才智，怎能不知其中蹊跷，无非内应清军事件频发，欲借酷刑震慑军民。可“剪发案”平息不久，当年冬又猝发“激变水营”事件，北殿承宣张子朋西征路上强征战船并鞭打水营将士，引发数千两湖籍士卒哗变。杨秀清果断杖责韦昌辉、厚赏水营将领唐正财，又根据查获的约降盟书抓捕投清者，方才阻止事态继续恶化。

当年底，天京朝阳门守将陈桂堂与手下军帅张沛泽向东王请罪，称自己受清军奸细蛊惑欲献城门，愿戴罪立功。杨秀清大惊，急命黄玉琨严讯，牵连者多论死罪，陈桂堂因确实功高赏薄既往不咎。张沛泽被释放后，当街指认联络人叶芝发，二人被带回有司讯问。叶芝发自称北王府典舆衙书手，只因撞见张吸食鸦片才被反咬，经查实无误，张沛泽被处斩。而叶芝发尽管被鞭刑致“脊骨尽露”，仍坚称无辜，黄玉琨将其收监，另行发落。

如此相安无事数月，直到1854年初某夜，神策门城楼突然起火示警，太平军火速前往击退一众清军内应。次日，天京各城门戒严，展开全城搜捕，一沈姓兽医自首告密，参与献城行动的监生贾锺麟，死士张士义、刘隆舒、吕长兴、朱硕龄等46人被指认处决。书生夏家铣因平日作诗辱骂天朝，也被捉拿拷打，其妻为保护夏母，与丈夫同被杀死。但严刑拷打多人，主谋仍未被供出，叶芝发又被提审严讯。

叶芝发被酷刑折磨得体无完肤，气若游丝的他突然瞥见已投降太平军的原庐州知府胡元炜。叶芝发强打精神，大呼：“您久在南方为官，怎不知江南人孱弱，非老兄弟合谋，谁敢做清军内应？”胡元炜认为有理，前往北王府取来官册给叶芝发指认，后者先后指认34人，皆两广宿将。这份所谓的内应名单，一经上报，杨秀清当即下令在城东刑场处死这批“通妖”者。待东王冷静下来，自忖“内应者怎会都是老兄弟”，但悔之晚矣，叶芝发因居心叵测，被逮至刑场车裂。

杨秀清算是歪打正着：叶芝发本名张继庚，字炳垣，而他正是天京城一系列内应事件的主谋。张继庚出身江宁士绅望族，曾随父亲张介福在湖南游学。1853年初，他返回江宁组织团练守城，太平军势大，堂弟张继辛、同窗李翼棠皆死于巷战。张继庚将老母托付友人后，化名“叶芝发”，混入北王府典舆衙。借“剪发案”造成的民怨，他联络织营总制吴长菘、圣库书手周葆濂发展出大量内应，又在清凉山设立情报据点，由金和、孙文川等向城外清军传递密信73封，并伺机策反敌将献城。

1853年冬的“激变水营”事件，正是张继庚搅动内乱的杰作。他利用两广派与两湖派之争，散布“粤人食米，湘人食糠”的谣言，暗中煽动数千水兵哗变，又因化名躲过东王追查。张继庚曾多次冒死出城面见钦差大臣向荣，提出里应外合之策，但清军因故三次失约。最后一次出城，他悲叹：“今事不成，有死而已！”果然张继庚刚回城，就撞见之前策反的张沛泽又反水，将他当街指认。间谍组织群龙无首数月，才冒险在神策门发动突袭，结果惨遭失败。

站在东王杨秀清的角度，定都天京后，江南大营近在咫尺，城内人心不稳。确实有不少百姓首鼠两端，随时准备迎接清军，才有“剪发案”的事端。两湖派是太平军内第二大山头，当初多被裹挟，只能靠厚赏稳住。而朝阳门守将陈桂堂的自首，更让他心惊，如果陈一念之间倒戈献城，天京早已易手。所以，在神策门内应事件后，东王先入为主地认为背后有广西勋旧主谋，才误中反间计错杀34位宿将。

参考资料：赵尔巽《清史稿》、罗尔纲《太平天国》、陶短房《天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