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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蒋介石“姐姐”被抓，她的处决意见上报至北京，周总理亲自去跟毛主席求情留她性命，毛主席思索了片刻以后，摇摇头说：“不除掉她就不足以平民愤，必须枪决！“赵洪文国，1881年生于辽宁岫岩县一个满族家庭，出身贫寒，幼年就赶上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乱世。家境虽苦，她却从小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她的第三子赵侗拉起抗日武装，她二话不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了换军火，还把自家房子改成指挥站和情报点。那时候，她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的东北老太太，但这份支持抗日的决心，让她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传奇。她还修了个小学，自己教国文，不让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得逞。她常跟学生说：“咱们是中国人，宁死不能当亡国奴。”1934年，日军一把火烧了她家房子，她没退缩，反而带着学生印传单，继续跟日本人对着干。后来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都没让她开口，最后她瞅准机会逃了出来，跑到了北平。这段经历，让她成了抗日圈子里响当当的人物。到了1937年，赵洪文国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筹钱筹枪，把物资送到华北前线。北平沦陷后，她辗转汉口、香港、重庆，到处演讲募捐。那时候，她快60岁了，却满腔热血，嗓子喊哑了也不停。她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领导，就是个实打实干活的人，靠着一张嘴和一颗心，激励了不少人加入抗日队伍。抗战胜利那年，她已经是很多人眼里的英雄，名字甚至传到了国共两党的耳朵里。可抗战一结束，赵洪文国的路子就变了。1945年以后，她没选择跟共产党合作，反而投靠了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拥护者。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给她写了封信，大意是让她“扩充反共大军，复兴中华”。她把这话当圣旨，跑到四川，自封什么“总统府留守”、“反共总司令”，带着一帮人到处搞乱。她手下招了些土匪，烧杀抢掠，四川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人说，她是被蒋介石洗了脑，有人觉得她就是放不下一己之见，总之，她从抗日的英雄，变成了祸害一方的顽敌。1950年2月，解放军进四川，赵洪文国还在绵竹负隅顽抗，最后被抓了个正着。审讯时，她态度强硬，说自己“只认蒋委员长”，死活不认错。她的案子很快报到了北京。按理说，她抗日的功劳不小，儿子赵侗还为国牺牲，周恩来看在眼里，觉得她不该就这么没了，于是亲自去找毛主席求情。可毛主席听完案情，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不除掉她就不足以平民愤，必须枪决！”这话听着挺重，但想想她在四川干的那些事，老百姓恨她入骨，也就不难理解了。1950年7月16日，赵洪文国被执行枪决，69年的跌宕人生就此画上句号。说到这儿，你可能好奇，她跟蒋介石啥关系？其实，她不是蒋介石的亲姐姐，而是因为年纪比蒋大，又是他的铁杆支持者，才得了这么个绰号。她跟蒋介石的渊源，更多是政治上的捆绑。她把蒋当成救国领袖，蒋也拿她当棋子用。这层关系，既抬高了她的身份，也让她在关键时刻成了靶子。赵洪文国这人，说她是英雄吧，前半辈子真没得挑；说她是罪人吧，后半辈子又确实害人不浅。她抗日时那股子劲头，值得敬佩，可解放战争里她的选择，又让人摇头。有人觉得她是被时代裹挟，有人说她就是固执己见。毛主席那句“不足以平民愤”，其实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给她后半生的行为下了定论。周总理求情，可能是念着她的旧功，可新中国的法律和民意，容不下她这样的“反共先锋”。

1949年4月的一天，汤恩伯突然带人来到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门口，要塞司令戴戎光听到哨兵的报告，慌慌张张地带着十几个军官出门迎接。汤恩伯对于江阴要塞十分重视，特地过来视察了此地目前的情况。戴戎光热情接待了他，并汇报一切如常，没有异常情况，汤恩伯这才安心离去。如果汤恩伯知道此时的戴戎光，已经是实质上的光杆司令，他还能安心去别地吗？江阴位于江阴市外约两公里的黄山，天然的易守难攻的要塞之处，自古便是各大兵家争夺之处。民国初级，在江阴反袁独立；抗日初期，国民党就曾在此处与日本侵略者发生了激烈的搏斗；抗日战争中，江阴亦是新四军进军必经的通道……作为如此重要的要塞之地，国民党自然对此非常重视。江阴因此特地设置了专门的炮兵总台，一个重炮团的设备人员。后期为了防备共产党的渡江，另外设置了游动炮团，工兵营等，总兵力相当于一个军的配置。不过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江阴也十分重视，由于没有明面上的实质权力，就暗地里进行了很多策反工作。1946年的秋天，国民党内部腐败，混乱，让其军心有些不稳。南京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任中校参谋股长唐秉琳主动向已成共产党的哥哥求和，透露出想弃暗投明的意思。唐秉琳为了能帮助共产党的工作，主动请缨去江阴。江阴那时候的长官是孔庆桂，他和唐秉琳既是老乡，又有着之前上下级共同奋战的情谊，马上接受了唐秉琳，委派其当上校守备总队长。唐秉琳借此联系上共产党，根据组织准备在江阴建立一个完整的地下联络组织。共产党为了能顺利建立地下关系，陆续派出唐坚华，唐仲衡等人假装逃亡地主，携家投奔江阴。从此，地下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当然，所有的工作都是瞒着孔庆桂的。1948年春天的时候，孔庆桂利用维修炮台工程大赚了一笔，又倒卖汽油赚钱，口袋满满，怕秋后算账，为此找好了后路，提前请辞。蒋介石同意了他的申请，江阴要塞司令的职务便空缺下来。地下党这边思虑再三，选择了戴戎光。选择戴戎光有几个原因，一是戴戎光和唐秉琳等人既是同乡，又有世交之情；二是戴戎光也曾是唐秉琳的领导，曾对唐秉琳很器重；三是戴戎光好大喜功，好糊弄。于是，唐秉琳主动打电话联系戴戎光说明要塞司令的好处并表示支持他的上位。不久，戴戎光被蒋介石任命为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一上任，就对唐秉琳等人十分信任并委以重任。唐秉琳虚与委蛇，利用其信任顺势推上了已投地下党的梅含章、吴广文等人。1948年6月唐坚华夫妇在向共产党汇报完工作返回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江阴的地下联络工作暂时中断。同年11月，共产党又派出第二个地下交通员吴铭负责江阴的工作。在一次吴铭向组织汇报工作音讯全无的时候，唐秉琳的哥哥唐秉煜得到一份绝密国民党的江防部署图。在唐秉煜这次独自送图的路上，被国防处三厅一处马科长怀疑其行踪。马科长向戴戎光表示怀疑，戴戎光相信了唐秉琳的托词，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戴戎光的信任，再加上唐秉琳等人的谨慎小心，地下党工作才一直没有暴露，秘密稳定地进行着。1949年1月，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四处调兵遣将。在江阴各处部署重兵，并对江阴提供武器经费，支援戴戎光的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猜测出共产党的部队会从江阴突破，于是封锁江面，严禁放船。4月，汤恩伯秘密来到江阴要塞司令部，言明了战事吃紧的情况，在听完江阴众将的汇报后，让戴戎光将要塞堵死，就地取材，就去芜湖指导工作了。4月19日，戴戎光接到紧急密令，让他带着部队撤离长山。这一突然情况打得人措手不及，当即江阴地下党想办法将消息传递出去。4月20日晚上，共产党直接派重兵轰击国民党阵地，戴戎光直接就慌了神。此时的江阴各处，已经被地下党全部控制，戴戎光此时已是个空头司令。他却毫无所知，在解放军全面渡江的时候，还命令唐秉琳开炮攻击。为了不过早暴露身份，唐秉琳假意听从，实则发射无用的炮弹，并切断了戴戎光的连线。最后，在江阴上下的里应外合，活捉了司令戴戎光，江阴也成功解放。

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周养浩、沈醉和徐远举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他们因恶行累累而臭名昭著，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在小说《红岩》中，周养浩便是沈养斋的原型。解放战争末期，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渡江战役的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刘伯承和邓公率大军推进至西南。而此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国民党情报机构也随着战线的溃退，向西南地区转移，直至云南。国民党的全面崩溃也引发了“军统三剑客”的分裂，三人各怀鬼胎，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凭借老乡关系受到戴笠的提携，与同为江山人的毛人凤、毛万里和毛森并称“三毛一戴”。尽管军统高层因地域关系相互提携，但周养浩能够崭露头角靠的却是真本事。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是军统中少有的高学历成员。相比沈醉和徐远举这两位武艺高强、心狠手辣的“杀人机器”，周养浩在军统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伪装能力。刚加入军统时，周养浩一度对随意抓捕和草菅人命有所挣扎。然而，军统这个“大染缸”迅速将他改造成了一名彻底的执行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肠也变得愈发冷硬。他的“特别之处”在于表面上的伪善，他举止斯文，彬彬有礼，给人的印象颇为文雅，甚至像一位文弱书生。许多人初次与他接触时，都被他的“人性化”一面所迷惑，难以将他与残暴联系起来。周养浩在贵州息烽监狱担任主任期间，还展现出一定的“生意头脑”。他看到囚犯无所事事，便设立了印刷厂、缝纫厂、雕刻厂和木工厂，让犯人从事劳动并支付一些工资。相较于之前阴冷潮湿的牢狱生活，囚犯的待遇略有改善，然而，无论他如何掩饰，无法抹去其双手染满鲜血的事实。1975年3月，一纸特赦令传到了功德林监狱。这份特赦令的签发者是毛主席，其中提到要释放所有在押的战犯。这个消息传来时，周养浩正在自己的牢房里默默踱步，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特赦令下达后，监狱工作人员按程序向周养浩询问出狱后的去向。当时的政策非常开明，只要是被特赦的战犯，无论选择去向何方，政府都会给予支持。周养浩思考再三，表达了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的意愿。对于这个决定，工作人员既没有阻拦，也未加评判，而是按程序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周养浩拿到通行证和港币，准备经由香港中转前往台湾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这个消息犹如一记晴天霹雳，打乱了周养浩原本的全部计划。回顾周养浩在功德林的岁月，195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战犯特赦。当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获得特赦时，整个功德林都沸腾了。这些特赦消息对周养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然而，由于此前在改造过程中表现消极，周养浩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前几批特赦名单中。每当新的特赦名单公布，周养浩都会仔细查看，但始终未见自己的名字。随着时间推移，他对重获自由的期望逐渐减弱。到了1975年，毛主席在得知功德林仍有一批年事已高的战犯被关押多年后，认为这些人已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于是下令特赦所有在押战犯。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在毛人凤安排的专机护送下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计划加油后前往海南。然而，卢汉控制的机场以“缺油”为由拒绝加油，周养浩立刻警觉起来。他随后接到沈醉的电话，劝其进城相见，但他断然拒绝，坚持留在机场。不久后，机场地勤竟将飞机剩余的燃油抽光，形势愈发紧迫。意识到情况不妙，周养浩将随身手枪交给机长，并拆下军装上的少将符号，试图隐藏身份。12月10日凌晨，昆明公安局局长李志正带队搜捕周养浩。通过机长的喊话诱导，周养浩最终暴露身份并被捕。当时他已换上便服，混入候机室，试图次日搭乘民航客机逃走，但终究未能如愿。在战犯的审讯中，审讯人员采取“外严内松”的管理方式，以期让战犯主动交代问题。沈醉在审讯中表现积极，详细供述戴笠等人的罪行，试图争取宽大处理。相比之下，周养浩显得不够合作。他曾因沈醉的态度与其发生冲突，甚至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愤怒挥舞小板凳，表现出强烈敌意。然而，沈醉始终保持克制，试图通过日常互动缓解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周养浩的态度逐渐软化，开始融入其他战犯的小团体。周养浩晚年的生活十分低调，几乎没有详细记载。然而，一本名为《战犯自述》的书打破了他的沉默。这本书由军统少将段克文撰写，歪曲了战犯管理所的经历，声称自己曾遭受严刑拷打。该书引发了国内许多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将领的强烈反感，包括文强、黄维等人纷纷撰文驳斥。身在美国的周养浩也注意到此事，他一向避谈往事，但此时破例接受采访，公开否认段克文的说法。他表示，自己能够与家人团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伟大。

被蒋中正下令枪决的将领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