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民族文学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沃土里自中世纪发轫,于15世纪全面生成。
自此时期到后来的一百多年间,西班牙完成光复大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帝国国力盛极一时;文化层面,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高亢的乐声中,东方文化对伊比利亚继续起着催化的作用。
16、17世纪的西班牙文坛风起云涌,群星璀璨,迤逦辉煌,故而这段时期被誉为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
首先,西班牙神秘主义思潮和神秘主义文学在16世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史学家认为,它是由犹太和阿拉伯文学催生并明显受到它们的影响。
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两个方面:一为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多个世纪以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落地生根;二为16世纪中叶教会及政治腐败的西班牙帝国受到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挑战。
以路易斯·德·莱昂修士 (Luis de León,1527-1591) ,圣女特雷莎 (Santa Teresa,1515-1582) 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 (San Juan de la Cruz,1542-1591) 等为代表的宗教界人士于是开始了一场充满折衷及妥协色彩的宗教改革,其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即为神秘主义散文和诗歌。
就本文探究的重点而言,伊斯兰文化和苏菲神秘主义在圣女特雷莎以及圣胡安的作品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譬如特雷莎的关于心灵→城堡七重说来自于伊斯兰教有关真主为不同信徒建造的七座城堡: 玉堡、金堡、银堡、铁堡、铜堡、矾堡和土堡。
同样,圣胡安的作品充斥着阿拉伯文学因素,其中不少单词,乃至诗句都是直接从阿拉伯文学中搬来的。
而在西班牙的世俗社会,于16世纪中叶崛起的以《小癞子》 (Lazarillo de Tormes) 为代表的流浪汉小说,在世界文坛中可谓独领风骚。
流浪汉小说以流浪汉的视角,用极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勾画了一个封建贵族和神权当道、社会离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开辟了近代长篇小说的先河。
其生发的原由自然离不开当时西班牙帝国国运衰微、早期人文主义反僧侣的世俗主义思潮、西班牙民间传说影响等等。
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阿拉伯“玛卡梅” (al-Maqāmah) 韵文故事这一活水源头。
这一文体由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著名作家赫迈扎尼 (Badīaz-Zamān al-Hamadhānī,969-1007) 和哈里里 (al-Harīrī,1054-1122) 创造。
故事的主人公为萍踪浪迹、游历四方、足智多谋、文才过人的乞丐,内容多为叙述人讲述主人公依靠文才和计谋骗取钱财谋生的故事。
其情节轻松幽默,文字典雅迤俪。
哈里里所著的《玛卡梅集》于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两次被译成希伯来语,后又经犹太学者的译笔进入了伊比利亚的文化界域,从而很有可能成为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孵化器。
与流浪汉小说同时期产生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摩尔小说是以摩尔人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小说,取材于摩尔人在西班牙八个世纪存在的史实。
因此,它与阿拉伯文化的渊源关系自不待言。
兴盛于16世纪中至17世界末的巴罗克文学,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可看作是西方文学自觉意识全面生成的标志。
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崇尚自然、和谐与简洁,巴罗克艺术倾向于追求原创与变化、夸张与繁缛,从方法、体裁、形式和技巧方面,均比以往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更注重艺术本身,从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
主要表现为贡戈拉 (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1561-1627) 的夸饰主义、克维多 (Francisco Gómez de Quevedo y Villegas,1580-1645) 的警句主义和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 、洛佩·德·维加 (Lope de Vega,1562-1635) 、卡尔德隆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 的艺术思想及其作品繁复的内容和铺张的情节。
这些代表人物及其众多作品,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巅峰性意义。
探寻这场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学运动生发的源头和土壤,我们发现,文艺复兴的历史帷幕徐徐落下,金钱的罪恶、人性的乖谬,令早期崇尚人性解放的人文主义走向自己的反动,激情时代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的逝去、贵族和僧侣阶层奢靡腐败的社会现状导致了怀疑主义的滋生。
艺术家的思变求新,西班牙多个世纪以来文化的混杂,为多元的价值观、新的美学观点和创作形式,展开了一条几近无限的地平线。
就阿拉伯文化渊源而言,巴罗克诗歌的旗手、西班牙语诗歌话语方式的缔造者贡戈拉,出生于后伍麦叶王朝曾建都的安达卢西亚文化名城科尔多瓦。
故乡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传统在诗人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那里的摩尔诗人长于写火炽热烈的情诗,热衷于描述女性的迷人风韵:“她的金发披拂,在鬓角/画出柔弯”;“她的面颊洁白如银”;“她的手镯好似起伏不止的波涛”;“当她脱去长袍,露出腰肢,/好似一束来自天堂的光线,又好似春柳柔条”;“从红唇中饮酒/摘取玫瑰的羞容”;“好似隔溪的树木/枝条纠缠在一起/我们的拥抱/密不可分”。
而贡戈拉在其千古佳作之一《为了与你的秀发争衡》中,同样是那般的怜香惜玉: “为了与你的秀发争衡,太阳徒然地闪光耀金;/你以高洁如云的前额藐视笑傲原野的百合。/你的朱唇……胜过康乃馨鲜艳初绽;/你的颈项……赛过水晶剔透的晶莹。/享受你的金发和前庭,还有你的鲜唇和秀颈,/切莫辜负了韶华似金,/当金丝成了百合枯萎,/你也会变成土,变成灰,/变成烟,变成影,变成无。”
诗人在其他作品中也大量继承了阿拉伯文学意象,比如把山洞比作大地的哈欠,把黑暗比作地狱的嫉妒,把死亡看作是时间杀手的邀请等等。
这些比喻无不体现了阿拉伯诗人的智慧和灵感。
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塞万提斯,假托阿拉伯故事以创作《唐吉诃德》 (Don Quijote) 已成为文学界的常识,原著中写道:“有一天,我正在托雷多的阿尔迦那市场。有个孩子跑过来,拿着些旧抄本和旧书稿向一个丝绸商人兜售。而那些书稿正是原著阿拉伯文的《唐吉诃德》。”
这虽然只是一种戏仿,但足可说明阿拉伯文学及文化在西班牙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这部文学巨著里不拘一格的叙述方法,不断转换的叙述人称,曲折铺张的情节,连篇累牍的奇幻故事跟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的风格颇为相似。
其遗作《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Los Trabajos de Persiles y Sigismunda) 内容包罗万象,人物混杂多样,更将这种沿袭阿拉伯古文学风尚的巴罗克主义发挥到极致。
西班牙 “黄金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卡尔德隆的戏剧作品则倾向于幻想和哲理,其扛鼎之作《人生如梦》 (La Vida Es Sueo) 综合了希腊传说《俄狄浦斯》、圣经《创世纪》以及东方阿拉伯苏菲神秘主义和印度佛教佛陀故事,明显具有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印记。
作为巴罗克文学鼎盛时期西方伟大的剧作家,卡尔德隆谙熟东方的神秘和虚无主义,并借其交织现实和梦幻,演绎了一出亦梦亦幻,宣扬人生无常似有常的哲理喜剧。
总而言之,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的近八个世纪的存在,给西班牙文学埋下了一个重要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介入,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是不可设想的。
然而,作为多元文化的产物,其意义绝不只是停留在西班牙本土。它的悲喜剧、它的流浪汉小说、尤其是它的巴罗克诗歌等等,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如20世纪西班牙文坛的“27年一代”奉贡戈拉的诗作为圭臬,作为多元文化的产物,巴罗克文学不仅在西班牙产生了弥久的影响,而且还是拉丁美洲文学重要源头。
巴罗克文学被引入拉丁美洲后产生了旷古回音。
首先,拉丁美洲作为西、葡殖民地,其文学的最初表征恰恰是模仿宗主国的巴罗克文风。
其次,由于文化的多元,拉丁美洲是天生的巴罗克王国,用勃勒东的话说则是“典型的超现实乐土”。
巴罗克风格几乎贯穿了拉美文学之古今,巴罗克主义作家繁衍不息。
其代表人物从被称为“第十缪斯”的美洲早期巴罗克主义女作家索尔·胡安娜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1651-1695) ,到拉美现代主义主帅卢文·达里奥 (Rubén Dario,1867-1916) ,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引领“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大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等等,绵延几个世纪。
无怪乎批评界称魔幻现实主义为“新巴罗克主义”。
它那繁复的色彩和原始的意象,无不指向拉美文化的多元基因: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以阿拉伯文化为标志的东方文化和以印第安文化为标志的美洲文化。
笔者以为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其童年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是最合适不过的:“当我终于会认字时,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我在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子里找到的一本不知其名的书。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一千零一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令人眼花缭乱,像一个无限延绵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