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国的史书对于冒顿单于的记载其实并不全面、到位，他的生平事迹当然有所记载，但最根本的一点却没有点明，即：

在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大一统汉朝的几乎同时，匈奴的冒顿单于同样建立了以匈奴为主体的大一统草原国家联盟。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大一统组织都是传统封建式的大一统，而非帝制式的大一统，即是以汉国或匈奴国为宗主国，麾下是或分封或投降或加盟的一众臣属国。

其中汉朝鼎立之时，刘邦名为皇帝，实为天子，在汉国宗主国之下，还有楚国等共七个诸侯王国，都是刘邦先后分封，或原项羽分封但投降过来的（比如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楚王韩信等人公推刘邦为“天下共主”。

相比之下，匈奴国麾下的臣属国，数量恐怕远远超过“七”这个数字，而且这种封建组织模式一直较为稳定、持续的运行，直到汉武帝时代双方开战，因为疆域变化才引发匈奴国家联盟内部，各自地盘的剧烈变化及逐渐的分裂与瓦解。

为了更直观说明这个局面，我特意做了一张图，其中时间范围大概涉及前202年—前33年，即匈奴国家联盟在几乎整个西汉王朝的存在情况。

也就是说，匈奴国家联盟在极盛阶段，整体疆域包括了当时中国北方（河套地区、漠南漠北、东北地区）以及西域诸国的几乎所有地盘，而这个“宏图伟业”，奠基者自然是冒顿单于。

其中的臣属国，大概有几种“加盟”模式：一是被击败、驱逐，被迫臣服，比如东胡（即乌桓、鲜卑的前身）、大月氏等，这是史书明载的；二是被攻打很快投降；三是望风而降、主动臣服，特别是西域诸国，这种比重应该很大。

所以，在前210年—前202年这近十年间，很可能已经发生过类似后世蒙古铁骑席卷亚欧的情况，东至大海（北太平洋），西至大宛等地，都被冒顿单于的匈奴骑兵“光顾”过，从而或战或降，成为匈奴国家联盟的一员。

由此，冒顿单于不愧是匈奴乃至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代雄主，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成吉思汗的前身，只是因为历史记载的原因，并没有被真正流传与认知。

当然，匈奴的这些地盘未必都是冒顿单于在世时就全部打下的（其逝世于前174年），很可能还有老上、军臣等子孙单于的继续努力，但起码到军臣单于的时候，上述的疆域肯定已然定型。

如果是从类似“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显然在前202年左右，东北亚、中亚是存在着两个封建式大一统“帝国”，由此冒顿单于的历史地位与丰功伟绩，理应和汉高祖刘邦相媲美。

在被秦帝国击败之后，匈奴算是痛定思痛，诞生了冒顿单于这位一代雄主；而被秦帝国“荼毒”之后，华夏人也算在苦难中新生，由汉高祖刘邦鼎立新的、较为温和的大一统政权。

如果由此角度出发，军事史上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新发现，即前205年彭城之战，项羽以3万骑兵“降维打击”刘邦数十万以步兵为主体的联军，很可能并不是骑兵兵种在亚洲战争史上的真正登场之作。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驰聘在北方草原、西域等土地上的匈奴骑兵，很可能已将相关骑兵战术运用的炉火纯青，毕竟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也取得了所向披靡、席卷天下的实际战果。

个中的“世界级”震撼效果，显然不会弱于彭城之战对于华夏人的震撼力。可惜囿于记载的原因，已经被遗落于历史烟波之中，包括项羽等人是否有过“偷师匈奴”之举。

回到正题，两大同时建立的国家联盟，又地理邻接，显然会发生摩擦乃至开战，而201年中国史书记载的平城之战（白登之围）便是汉高祖刘邦与冒顿单于，也是汉国与匈奴国两个主体国之间的第一次真正较量。

其实在此之前，冒顿单于应该就已经和燕王臧荼有过勾连，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实际支持、参与臧荼的谋反之战，或许是他当时还有内部问题无法抽身，或准备不足，又或许是囿于之前蒙恬秦军的“战败阴影”，所以直到韩王信徙封太原、马邑，他才最终决定和中国掰掰腕子。

这一战的结果，其实是匈奴打败了，而且前期败得很惨，深入到大同盆地、太原盆地的匈奴军队，都被汉军正面击败、围歼，导致冒顿单于积累起来的内部威望难免受损，长期以来一贯胜利的势头也被摧折。

意外发生在刘邦的孤军冒进，被冒顿单于突然包围。如果了解了冒顿单于的平生功绩与雄心，不难意识到，所谓“陈平贿赂阏氏”、“匈奴故意放水”等说法，肯定是后世瞎编的。

以当时冒顿单于连战连败的尴尬处境，如果可以抓到或者干掉汉高祖刘邦，他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当然，事实证明，此时匈奴骑兵的最巅峰战力，实际不敌中国步骑弩等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斗力，再加上刘邦的突然成功突围等原因，冒顿单于还算明智的选择了撤军。

客观分析这一战，地形因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毕竟这是汉军的主场，却不利于匈奴骑兵的纵情发挥（比如七天拿不起下白登山）。

双方战斗力的实际差距，也让冒顿单于有了清醒认知，从此就算入侵也只是流动游击作战，绝不和汉军主力决战。

包括陈豨造反的时候，冒顿单于允许韩王信等人相助，但他本人和匈奴军队却是冷眼旁观，不愿下场。

这个“作战模式”，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吕后、文景等时代，匈奴和汉军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接触，更不要说决战。可以说，这正是平城之战的福荫，所谓一战打出来七十余年的真正和平。

同时，两大政权所属文明阶段的不同，也可能是决定双方战斗力的基础，毕竟一个是农业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前者显然是更先进的，甚至一直到唐朝这个农业文明的最巅峰阶段，游牧文明都始终处于弱势，直到宋朝才有所逆转。

这一点甚至决定了汉匈百年历史对抗的最终结局。

在汉武帝与匈奴开战之前，汉匈两大国家联盟内部，应该都经历了七十余年的整体休养生息阶段，文景之治众所周知，而以白羊、楼烦以及西域诸国的记载来看，他们同样是承平日久。

可惜，双方在这七十年历史阶段的总体和平交流，终究并不深入，更不要说深度融合，最终只能以战争来一决高下。而此时，处于农业文明上升期的汉朝，在第一轮汉匈战争能够彻底击败匈奴，在实力上其实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第二轮汉匈战争汉朝是屡战屡败，导致汉武帝痛定思痛，停止对外战争，后世昭宣等帝转而以争取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为主要战略目标，这一历史阶段有力证明，汉朝能够最终制胜匈奴，恰恰不是汉军军事、战斗力的强大，反而是汉朝农业文明优势的全面胜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贸易等各方面的实力。

有意思的是，前53年呼韩邪单于决定投降汉朝的时候，他的臣属说过一句话：“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

他们一直都现在，都没有忘记冒顿单于所开创的一统“百蛮”大业，仍沉浸在昔日的类似天下共主的荣光之中，可惜形势比人强，经过汉匈的百年对抗，匈奴早已不复昔日辉煌。

当然，这肯定怪不得冒顿单于，后世子孙不争气，不会影响他自身的伟大与历史地位。

或许“汉朝高祖、冒顿单于”，也是完全可以并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