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 一个国家的崛起常常伴随着战争。

发展军事力量， 为实现国家崛起提供暴力支撑， 是每个国家的必然选择， 但英国发展军事力量有其策略和特色。

其一， 有重点地发展军事力量。

西方军事理论家富勒说：“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 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利用有利的地缘条件全力发展海军， 是几个世纪英国军事发展的重点。

从16世纪起， 英国政治家就坚信：在优势海军的保护下， 英国既可防范欧陆国家的入侵， 又能保护战略通道并安全地从事殖民扩张。

英国在亨利八世 (1491~1547) 时就创立了正规海军， 设立海军事务委员会， 组建航海技术学校， 其“大哈利”号战舰的设计和建造走在了所有国家前面。

到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 查理士国王建立了一笔“军舰准备金”， 开始建立近代职业海军。

到1688年“光荣革命”时其舰只的吨位已仅次于法国， 1790年跃升首位 (48.59万吨) ， 法国退居次席 (31.43万吨) 。

到1815年， 英国海军总吨位达到了60.93万吨， 超过其后的法、俄、西3国的总和。其后英国海军一直占据绝对优势。

凭着海军的保护， 英国长时间免受欧洲大陆战火的殃及；在外交上也保持着充分的行动自由———进可面向海洋扩张、面向欧洲大陆操纵均势， 退可固守家园。

1 8 8 0~1914年各大国的战舰吨位

1 8 8 0~1914年大国的陆海军人数

其二， 以质量取胜而非以数量取胜。从军队数量看， 即使在其霸业的顶峰时， 英军也没有名列过世界前茅。

英国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一直是以质量取胜， 主要方法有：一是不断革新军事技术和装备。

亨利八世建造了快速灵活的新型战船， 不仅广泛采用侧舷炮， 而且充分利用新发明的4轮炮架给战船装上重型火炮， 使英军的海军战术率先进入火炮交战时代。

利用火力优势和机动灵活的战术， 舰艇数量处于劣势的英国舰队， 打败了仍然采用旧战术 (迫近并强行登上敌舰进行肉搏) 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英国率先把工业革命的成果运用于海军。

19世纪30年代以后， 英国带头完成从帆船舰队向蒸汽铁甲舰队的过渡， 以蒸汽机和螺旋桨为标志的新动力系统代替了传统的风帆动力， 以爆破弹和线膛炮为标志的新火炮系统应用于海军舰船， 钢铁替代木材成为新的造船材料。

二是革新海军战术和制度。

1650年， 英国依舰船的吨位和装载舷炮的数量， 采用了6类分级法给大小不同的各种舰船划分等级， 提高了协同作战能力。

在“七年战争”中， 英国海军大胆地摒弃了战列线战术， 开始尝试机动战术。

拿破仑战争期间， 英国舰队利用机动战术在特拉法加战胜了海上最大的对手———法、西联合舰队。

三是创新军事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英国人科洛姆和科贝特先后发表了《海上战争及基本原则与经验》和《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 强调夺取制海权的作用。

他们的思想对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 英国的军事创新有其显著特点：一是少说多做或只做不说；二是不求卓越和一流， 但求持之以恒、推广应用和纳入法制体系。

如何削弱敌手实际上是一个对外战略问题。

实现国家的崛起， 不仅要不断壮大自身， 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削弱竞争对手。

务实而灵活的对外战略， 尤其是妙用三角关系和制衡之术， 是抑制和削弱对手的最好方法。

三角关系指的是敌、我、友三者之间互动关系。

制衡之术指的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维持有利于己的国家之间势力均衡的力量结构。

英国是近代运用“均势战略”最成功的国家。

在其崛起和称霸阶段， 英国或结盟、或“孤立”、或干涉、或战争， 用尽各种手段， 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目的是建立并维持一个势均力敌、互相牵制的欧洲大陆， 既确保了自身的安全， 又为自己全力经略海洋、争夺殖民地创造了条件， 始终把握着战略主动权。

其主要策略手段有：

(一) 善于利用别国或国家集团力量

借助别国力量来对付自己的主要对手， 弥补其国家小、人口少的硬件条件之不足， 是英国崛起的重要秘诀。

英国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结盟或“孤立”， 既最大限度发挥联盟的正面作用， 又防止被其拖累。

19世纪以前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时， 英国主要借助外力来对付自己的主要对手， 因此广施结盟战略。

在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 英国与荷兰、勃兰登堡和萨瓦结盟， 与西班牙和法国进行殊死搏斗， 最终挫败了西、法联合称霸的企图。

由于获利甚多， 英国的沃尔波尔政府实行了近20年的孤立主义政策。

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势力膨胀， 英国又联合普鲁士， 通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 削弱法国和奥地利。

18世纪末19世纪初，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再次打破欧洲均势， 英国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组织了反法同盟， 几乎联合了整个欧洲， 经过20余年的武装较量， 终于打败法国， 建立起英国多年所追逐的欧洲五极均势体系———法国虽然战败， 但未遭到过度削弱；俄国力量虽然增强， 但遭到法国和奥地利的遏制；欧洲大陆存在着俄国、普鲁士与法国、奥地利的对抗， 这种二对二的阵营， 对于英国操纵欧洲大陆均势和称霸海上最为有利。

霸主地位确立后， 英国的首要考虑是不为盟国拖累， 保持行动自由。

当出现某一强国或国家集团称霸欧洲大陆时， 英国通常采用扶弱抑强的手段来恢复欧陆均势， 如联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 通过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打败了因镇压匈牙利革命而暂时主宰欧洲大陆的沙皇俄国。

而大部分时间里欧陆相对稳定时， 英国便以“光荣孤立”而自豪， 并于1870年11月、1879年10月、1891年5月3次拒绝了德、意的加盟要求。

英国史学家指出， 英国19世纪的对外政策指导是“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太密切的关系， 并集中力量对殖民地的侵略。”

(二) 不断变换盟友， 保持行动自由

19世纪英国著名外交家帕麦斯顿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不变的利益。”

英国总是根据大国力量天平的摆动， 充分利用其它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 时而把砝码加到这一边， 时而又加到另一边， 使它们始终处于相互敌对、相互牵制的均势状态。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 英国曾与法国联合起来， 打败了西班牙和荷兰。

到18世纪， 英国转而联合荷兰等国家， 对抗法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 英国反对普鲁士和法国；“七年战争”发生时， 英国又转而与普鲁士一起攻打奥地利和法国。

19世纪中期， 英国又联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 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了势力逐渐壮大的俄国。

到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时代， 在自身走向衰落的情况下， 英国的战略视野仍然广阔———它与长期的对手美国和解， 解决了西半球的问题；通过与日本建立同盟， 使其东亚利益得到了保障；在欧洲又与昔日敌人法、俄结盟， 再次扭转了江河日下的战略颓势， 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德国。

(三) 善于化被动为主动

大国的崛起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战略家必须有逆境中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和智慧。

英国在崛起之初曾经主要依靠武力， 在北美、印度等地占领了大片土地。

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 宣告英国从伊丽莎白一世起， 通过两个世纪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第一帝国的终结。

英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内部看， 最早的殖民地———北美殖民地丢失， 其他殖民地也被欧洲列强觊觎， 英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从外部看， 老对手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都加入了反英战争， 英国多面受敌。

然而， 英国迅速调整政策：经济方面放弃重商主义， 转向自由主义；海外殖民的重点不是拓展新的殖民地， 而是占领那些确保贸易通畅的基地、海岛， 以及对于工业化非常重要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对外政策则利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 组织“反法联盟”， 再次打败法国， 建立起第二帝国———庞大的“日不落帝国”。

(四) 适度、巧妙使用武力

英国适度、巧妙使用武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主要在海上使用武力， 在欧洲大陆使用武力十分谨慎。

集中精力对付主要对手， 避免多线作战， 是英国坚持的主要原则。

近代英国的战略目标很明确， 很具体， 也很持久：对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 只求建立并维持均势， 以便于自己在海上和殖民地建立并维护霸权。

这就是英国的两大核心战略――“大陆战略”和“海上战略”。

其中， “大陆战略”是为“海上战略”服务的。

给盟国以经济或军事援助， 让其充当打手， 牵制欧洲大陆的强国和霸主， 自己则全力从事海上扩张， 打击企图称霸海洋的国家， 是英国的惯常做法。

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政策从来就在于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英国组织“反法同盟”， 其主要目标是打败法国舰队。

1805年， 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加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进行了决战， 战斗进行得十分艰难， 英军统帅纳尔逊也阵亡了， 但是优势的海军使英国最终取胜。

在欧洲大陆， 英国向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提供了65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 让其牵制法国。直到特拉法加海战取胜后， 英军才真正投入欧洲大陆的作战中。

另一方面， 在海上也不滥用武力， 而是有重点、有选择。

尤其是崛起后期， 英国海上运用武力的重点不是占领新的殖民地， 而是确保海外贸易安全。

为了确保战略资源的获取和战略通道的安全， 不求占据的地方多， 而求占据地方位置的重要。

英国主要占领那些处于交通要道的基地、海岛， 以及重要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

如好望角、马耳他岛、锡兰 (今斯里兰卡) 和西印度群岛、印度等。

尽管这些地方面积不大， 但是对于维持英国的工业和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这种方法， 英国的国力迅速增强， 很快就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霸主。

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 大国崛起是国家间战略博弈的结果， 敢于担当、具有大战略思维的领导人 (或领导核心) ， 对一个国家的崛起具有掌舵的关键性作用；其二， 国家崛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诸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必须刚柔相济，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 全方位筹划；其三， 大国崛起的真谛在于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相对平衡， 这既体现在能够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 定下适当的战略目标和正确的崛起道路， 同时要求具备战略定力， 保持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沿着既定方向和道路不断前进。

其四， 在崛起过程中要善于利用结盟、孤立、战争以及扶弱抑强等手段， 化解外交困境， 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手， 不断壮大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