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以其“民本位”而为后世广为传颂，不过严格来讲，“民本位”与“为民作主”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要表现在：“为民作主”的前提是将自己置于与老百姓相同的地位，并设身处地为老百姓争取利益，

而“民本位”则是相对于“官本位”而言，指的是治理国家的立足点是从民入手还是从官入手？本质上与“官本位”没什么不同，都是站在统治阶级角度提出的治国“驭民”之策。

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就是站在官吏角度的极端治国思想，因为“无民化”过于显著，被打上了“为官不为民”的烙印，随着秦朝大厦的轰然倒塌沦为了众矢之的，无形中助推了提倡“民本位”的儒家思想走上前台，并在汉武帝时期走向巅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以培养老百姓感情用事为奋斗目标

其实站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那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年代，没有机器高效高能的帮助，人类生产活动陷入了缓慢、低效的机械性重复过程。

因为投入的人力与获得的资源不成正比，导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养不活庞大数量的人口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中华老祖宗主张多生超生人口——投入的人口与获得的资源不成正比——人口越来越多，口粮越来越少——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如此看来，现实问题纯属无解了，但“善于动脑子”的中华老祖宗马上想到了转移矛盾、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是分配出了问题，如果当权者不懂合理分配、不懂合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如此上升到治国层面，就成了广为传颂的诸子百家思想了。

如法家思想认为：要想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就应该“明法度、重分职”，只要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做的如何奖励，不该做的会受到什么惩罚都说清楚，老百姓就知道照章执行，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

在此过程中光靠老百姓自律不行的，得靠各级官吏层层监督，才能保障法度“下基层”，在基层得到充分落实。因此，法家对官吏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儒家思想看不惯法家思想“只重实事，不谈人情世故”的“弊病”，于是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的说法，主张从精神层面对其进行改造，培养忠顺依附之心，老百姓便能对统治者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故而儒家将“德”和“礼”看得很重，所谓“孝悌忠信为吉德”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还认为：“上好信，民莫敢不用情也”，可见培养老百姓感情用事是他的一大目标，再附以繁琐复杂的礼做规范，老百姓就能彻底化为没有思想、只有感情的“傻白甜”了，这非常符合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贯主张。

孔子“看不起”种地的老百姓，曾严厉斥责请学农的学生樊迟：学稼学圃，是没有出息的小人

因为执着于思考治国之大事，并且站在了“为君主分忧”的高层次，孔子天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他反对法家思想“重干实事，轻视天理人情”的做法，对于埋头苦干种地的老百姓轻视看不起也就意料之中了。

《论语·子路》有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番话不仅对樊迟所言，也是对天下百姓所言：种菜种庄稼的都不是“小人”，我们干的都是“民敬、民服、民情”的大事，一旦掌握礼、义、信等精神利器，所有种庄稼的不都乖乖服帖了吗？

别的不说，就冲孔子这番言论，就可坐实他看不清老百姓的事实。所以即便《论语》中再怎么提及民本思想，都上升不到“为民作主”的层面。

老农抓住机会有力回击：不懂五谷，枉为人师，这个老农“反击”得精彩！

孔子如此毫不忌讳贬低种地种菜，传到老百姓耳朵里能舒服吗？可能在他眼中老百姓都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婴儿”，听到他的“高论”不仅不生气，反而还会以期盼、“自惭形秽”的眼神看着他，乞求他能给自己指点一二。

事实上他错了，老百姓不仅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反过来“看不起”他，抓住机会对其进行了有力反击，《论语·微子》记录了这一精彩时刻：

孔子一行人迷路，子路于是去路边询问一个老农，老农没好气爷没理他。子路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发现孔子不见了，仓促间去询问田里种菜的另外一个老农，想问自己的老师孔子去了哪里？

听到孔子来了，老农非常不屑，说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然后也不理会子路，自顾自除草去了。

由此可见，孔子在老百姓中的口碑是真不咋样，只要听到是他老人家来了，要么不搭理，要么拿他开刷、呛他一下。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我打心眼里为这个老农喝彩：既然孔子“看不起”种地的老百姓，这个老农“反击”得精彩、反击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