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创立了儒家思想，但因为不过是周礼的“复古”，本质上并没有创新，故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非常的不合时宜。纵然孔子教授弟子三千，本人也“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卖力推销”周礼，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孔子去世后，接过其接力棒的孟子、荀子等大佬心系孔子遗愿，继续周游列国推销儒家思想，结果依旧是处处碰壁。而且特别打击人的是：当荀子去秦国推销儒家治国理念时，直接被秦昭襄王打断，并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儒家思想对治国没有用”，可谓是杀人诛心啊。

更可气的是，荀子竟然无以辩驳，毕竟儒家奉若唯一至宝的“仁”在秦国根本看不到，却并不影响秦国的蓬勃崛起。此行让荀子的思想大为触动，他渐渐地更改了自己的主张，增加了法家思想中的刑罚内容，而且其教授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均是法家思想的代言人。

正所谓是金子总能发光、酒香不怕巷子深。儒家思想在沉寂了700年后，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影响后世两千年，而原本被列国驱逐的孔子也“位列仙班”，成长为一代圣人。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一年后，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二千石官及各诸侯的相推举品行端正且能直言相谏之士，同时派遣使者带上玉帛和玉璧，用安车蒲轮征召鲁国著名的儒士申公。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下诏，表达了尊儒之意，公元前136年，朝廷设置《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五经博士；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刘彻下诏推举孝廉人才……

种种迹象表明：汉武帝对儒家表现出了浓厚的青睐。公元前126年夏六月，刘彻再次下诏：“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崩乐坏，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治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为此，丞相公孙弘请求为博士官设置一定数量的弟子，这一举措大大激发了士人研习经学的热情，无形中使儒学者大量增加。

虽然以上重重举措可以看出：汉武帝刘彻是真的重视儒家，并且已经上升到了国策，也着手进行儒学在国家机关中的布局，但据此就能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了吗？非也非也。

作为一个政治家而非政论家，汉武帝刘彻虽然懂得儒学编织的理想社会是自己的迫切追求，但更懂得生活不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美好，更多的是“油盐柴米酱醋茶”般的无奈，尤其在那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灾祸连连的时代。因此，刘彻更能体会到解决当前政务中实际问题的重要性。

比起儒家思想的“理想化”，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就凸显出来了。相比于儒家思想的论出身、看德行（忠心）的苛刻等级，法家思想在“平等”方面的优势就明显得多，只要你能把事干好，“爵位提高一级”。

另外，儒家思想提倡“仁政”，对于犯错误的人，力主感化和以礼教化；但法家思想显然没那个耐心，直接上刑罚。由于两家思想在选人用人以及规范社会秩序方面截然不同，故而两家势若仇敌，并且对骂过。

孔子率先发起攻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孔子认为法家的刑罚虽然能一时约束民众，但不会令民众有感激之情，反之我儒家思想既能规范民众的言行举止，还能激发他们的忠心，孰高孰低一目了然，算是对法家思想的粗暴和不仁道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

对此，法家思想也不甘示弱，韩非子借晋楚城濮之战这个典故对孔子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晋楚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先问了咎犯该如何获胜？咎犯表示用诈术；随后晋文公再问了雍季，雍季表示诈术虽然能一时取胜，但会失去天下心，不是长久之计。

最终晋文公还是采纳了咎犯的计谋获胜，但在行赏时却先雍季后咎犯。孔子对此赞不绝口，但韩非子却对晋文公的做法严厉批评，并且捎带批评了孔子，认为孔子“亦不知善赏”。

由此可见，法家是儒家的仇敌，一点不为过啊。

深刻意识到儒家思想过于理想化，放在实际中不能当饭吃这一点，汉武帝刘彻在处理实际政务中，尤其是突发情况时，也表现出了对儒家仇敌——法家思想“爱不释手”的一面。两个例子可以为证：

案例一：公元前130年，朝廷“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物，令与计偕。”意思是启用明白当世时务、熟悉圣人治世之道的人。既然是明白当世时务，自然不一定是儒生。

案例二：公元前115年秋季，江南遭遇水灾，加之寒冬逼近。如何救助灾民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难题。如果按照儒家的标准，或者被儒家思想深入洗脑的崇祯皇帝去处理，必定在选人之前先进行出身和“德”之考验，如果这样，汉武帝说不定就成了西汉末代皇帝了。

可是作为很有作为、实践干得多的皇帝，突发情况时自然不会这般迂腐僵化，刘彻直接下诏征寻“吏民有赈救灾民者”，只要是能帮助灾民摆脱困境，不论出身、不论政治立场，地方官吏可以上报朝廷，委以重任。颇有些“不论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意味。

由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汉武帝刘彻虽然重视儒家，但绝没有“罢黜百家”，而且“实战经验”丰富的他，更倾向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性人才”，故而他曾说：“夫所谓人才者，犹有用之器也。”

而当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随着他身边大批人才的离世，汉武帝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便加大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力度：“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碲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所以说，要是有人当面说汉武帝“罢黜百家”，他绝对会如此反驳：谁说我“罢黜百家”了？儒家的仇敌——法家，我就“爱不释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