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传华，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宁波大学国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语言哲学史（多卷本）”（2018ZDA019）。
摘要：章太炎秉承事功与学术二元的评价观，对古今中外“既立”诸学都进行分解与批判，其分解与批判的对象自然包括王学。与学界所持“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的观点迥然不同，本文研究表明，章太炎就其一生而言，大体上都是非王。按章太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可以将其对王学的批评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具体思想历程如下：在章太炎“转俗成真”的学术早期，《訄书·王学》以科学主义的视角批评王学“立义至单”、“无组织经纬”，指责王学“以良知自贵”造成与科学的疏离；《谴王氏》以民本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答铁铮》以民族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偏于我见”；《检论·议王》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批评王学不能治国、不能布政，讥讽阳明为“匹夫游侠之士”，指陈王学之失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在“回真向俗”的学术晚期，章太炎以佛学的立场批评王学“轻礼教”、“尚阴谋”，并批评王学的良知说不能了生悟死，质疑亲民说所造成的思想流毒。总体来看，章太炎一生非王，尽管晚年对王学有所肯定，依然是情非得已，“只是应时方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归王。章太炎在早晚不同时期对王学批评有着不同的侧重，正好印证了其思想经历了由“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的精神蜕变。
关键词：章太炎，王学，批评，“转俗成真”，“回真向俗”
关于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学界研究不多，而且存在较大的争论【1】。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体现了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历程：“大体上循着这样一个以学术思想为转移的路线；非王与非儒同调——扬释则不免扬王——齐物则汉宋等观——归儒终必归王。”【2】此观点注重章太炎思想发展的动态变化，强调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经历了非王、扬王、归王的转变历程。除了这个代表性看法外，总体来说，目前肯定王学对章太炎的正面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3】，鲜有学者关注章太炎对王学的批评之面向。本人纵观章太炎的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著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章太炎就其一生而言，大体上都是持非王的态度，尽管晚年对王学有所肯定，依然是情非得已，“只是应时方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归王。
按照章太炎自己的说法，“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4】可以将章太炎批评王学的思想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在章太炎学术的前期，是“转俗成真”的学术时期；在章太炎学术的晚期，是“回真向俗”的学术时期。不同的时期分别体现了不同的精神追求。所谓“真”的精神，但审是非，不计利害；是非以学术本身的对错为主，以“求是”为原则。所谓“俗”的精神，则注重当时社会发展之需要，追求世俗功利与实用，是非以社会事功的取舍为主，以“致用”为原则。就章太炎一生而言，其学术追求都始终贯穿“真”、“俗”两种精神，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而已。详言之，前期“转俗成真”是指学术追求主要以“真”的精神为主，“俗”的精神为辅；晚期“回真向俗”则是以“俗”的精神追求为主，“真”的精神追求为辅。现选择其批评王学的代表性著作分别说明之。
一、《訄书·王学》以科学主义的视角批评王学
1899年，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连王阳明的名号都没有提及，但到了1902年，章太炎修订《訄书》，觉得非要猛烈攻击王学不可。当然，这里应该有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在。因为作为革命派的章太炎，其主要论敌康梁保皇派的理论基础是王学，因此批评王学就是对康党的理论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如此康梁的保皇理论也就土崩瓦解了。基于此，《訄书·王学》对王学展开猛烈攻击，根本论点在于批评王学立义至单、无组织无经纬。他说：“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5】认为王阳明的理论，除了致良知一项外，其余理论都不过是剿袭前人的思想加以拼凑的结果，毫无理论性、系统性可言。并例举了四大证据。论据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采自旧闻（胡宏与洛克）。他说：“夫其曰‘人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6】论据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本诸程颐。他说：“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而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7】章太炎发现程颐“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之说乃知行合一之说之滥觞。王阳明窃取程颐之说，但又理解不了程颐之说真正用意，反而退回到战国时的宋钘对知行认识的初始水平了。章太炎又将知行合一说与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说相比附，批评王阳明以知行为一物，甚至认为王阳明关于知行的理解比程颐更为荒谬。论据三，王阳明的材性说变形于孔融的《圣人优劣论》【8】。论据四，王阳明无时不在追求快乐的观点乃变形于阮籍以悲为乐的理论【9】。综上四论据，章太炎对王阳明所谓的自得之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夫其缀辑故言如此其众，而世人多震慑之，以为自得。诚自得邪？冥心孑思以成于眇合者，其条支必贯，其䚡理必可以比伍。今读其书，顾若是无组织经纬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学。且朱学者，恒言谓之支离矣。泛滥记志而支离，亦职也。今立义至单，其支离犹自若。”【10】批评王阳明学说没有自成体系，立义如此简单，尚且支离不堪，远不如朱子之学。《王学》以才气与学术相区别作为评价的判准，得出王阳明只是一位凭才气赢得权势和功名的假学者而已的结论。这些观点当然有章太炎偏激、片面处，问题是，为何他会作出此种评价？笔者尝试作出如下分析：
《訄书》批评王学除了对保皇派的思想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其重要的学术原因：章太炎的《訄书》的学术史研究主要围绕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展开，科学主义是当时的章太炎所秉持的学术宗旨。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章太炎表彰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思想派别，而抨击阻碍科学产生的学术流派，他之所以激烈批评王学，主要在于在章太炎眼中王学有碍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章太炎悲愤地说：“悲夫！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故持一说者，傀卓于当年，其弟子无由缘循干条以胜其师，即稍久而浸朽败。自古皇汉先民以然，非独守仁一人也。”【11】章太炎认为造成王学疏离科学的原因是王阳明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抑吾闻之，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乃者观其因袭孔、阮，其文籍已秘逸矣。将钩沈捃啧以得若说，而自讳其读书邪？夫不读书以为学，学不可久，为是阴务诵习，而阳匿藏之。自尔渐染其学者，若黄宗羲、李绂，皆博览侈观，旁及短书。然宗羲尚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饰，李绂始为之。”【12】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就没有办法获得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是阳明学疏离科学的重要原因【13】。而且这一风气还会影响后世学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王学疏离科学是章太炎的《訄书》非常不满王学的关键之所在。科学主义的视角是《訄书》对王学批评的重要视角，科学主义也是《訄书·王学》中章太炎所追求的“真”的精神。
二、 《谴王氏》、《答铁铮》以民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王学
1906年冬天，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谴王氏》的文章专门批评王学，收录在《说林上》【14】，《谴王氏》曰：
途说之士羡王守仁。夫学术与事功不两至，鬼谷明纵横，老聃言南面之术，期于用世，身则退藏于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则业厌也。守仁之学至浅薄，故得分志于戎事，无足羡者。抑守仁所师者，陆子静也。子静翦爪善射，欲一当女真，与之搏。今守仁所与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称乎桓、文。犹曰鄙儒迂生所执。观桓、文之斩孤竹，挞荆舒，非峒谷之小蛮夷也。晋文诛子带以定襄王，子带，康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尧、舜犹黄金万镒，孔子犹九千镒。然则守仁之圣，其将浮于万镒者耶？【15】
章太炎此时贯彻其学术与事功二分的观点，认为大部分士人都难以在学术和事功上两全其美。以鬼谷子和老聃为例，二位的纵横、南面之术非常著名，与之对应，二位的事功自然相形见绌。在章太炎看来，学术和事功难两全的根源在于“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则业厌也”。阳明之所以在军事上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那是因为他在学术上花的工夫不够（守仁之学至浅薄），这样他的事功也就没有什么好令人羡慕的了。即便就阳明擒拿了朱宸濠这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来看，也是其功不足邵的，因为朱宸濠与童昏无艺的武宗相比更有长民之德，如果做了君王更可能是一位明君。这里明显可以看出，章太炎评价君主是否明君的标准在于是否以民为本、是否有长民之德。与此相关，章太炎对于事功的评价也以民本主义为原则，符合民本主义的事功就是好事功，反之则是其功不足邵的。与《訄书·王学》主要批评阳明疏离科学相比，《谴王氏》则不仅批评王学“其学既卑”而且批评“其功不足邵”，在学术与事功两个方面全面否定王学。批评王学“其学既卑”是章太炎“转俗成真”中追求“真”精神的体现；从事功的方面指出阳明“其功不足邵”是其追求“俗”的精神的体现。
《谴王氏》发表之后的第二年，1907年6月《答铁铮》一文不再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王学的事功上，而是集中批评王学思想理论内部的问题，批判的焦点在于王学“偏于我见”。其曰：“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16】章太炎首先肯定了王学“自尊无畏”的精神激励了明末的抗清斗争，甚至承认王学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先导。章太炎以佛教“依自不依他”为圭臬，评判王学，承认儒佛二者有可融通处，“禅宗与姚江一派，亦非不可融会，求其学术所自来者，姚江非特近于禅宗，亦窃取《密严》之意”【17】，“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镕为一。”【18】又以“依自不依他”作为评判标尺，指陈王学之得失，“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尼采贵族之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楬櫫，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9】章太炎在此指陈了王学之失在于“偏于我见”，只是他注意到了“偏于我见”并非毫无益处，可能是人们获得自信的思想根源，并承认王学的厚自尊贵之风与尼采的有关超人思想接近，认为这种思想可能对于中国前途有益。《答铁铮》对王学的“自尊无畏”、“厚自尊贵之风”的部分肯认，是对太炎自身所建立起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响，也正是其独立自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排满立场，他要抨击、扫除有碍于倒满的事功，因此，他一定要非议王阳明的事功；另外，基于民族主义的自强立场以实现其立国的理想，则在哲学上要求要有自尊自立的思想与之配合，因此又不得不部分肯定阳明心学。对待王学无论是尖锐批评还是部分肯定，民族主义都是这一时期章太炎评论王学的主要基调，民族主义是章太炎其时“转俗成真”中所追求的“真”的精神。
三、《议王》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批评王学
1914年冬天，章太炎“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理由是“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20】《谴王氏》改成了《议王》，谴改成议，可见其对王学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议王》对于王阳明的学问功业，仍然不以为然，但对其王学的精神，增加了“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大段议论，对王学有了部分的肯定。
《检论·议王》写作的理论前提在于学术与政治本应“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以学术应该有用为圭臬的实用主义乃《议王》评价王学的主要视角。在章太炎眼中，学术如果不能布政，不能为繁荣发展国家提供助力就不算是好学术。在此理论前提下，章太炎对王学的事功作了非常严肃认真的检视。遗憾的是，与《谴王氏》的结论一样，《议王》总体上认为王学的事功乏善可陈。
首先，《议王》批评王学不能治国。其曰：“近观王文成之化人，盖近黄石公矣。夫情性之极，计会之微，虽空虚若不可以卷握，其思理纷纭，人鬓鱼网犹将不足方物。”【21】对于阳明的化人之功虽然表示了一定的赞赏，但话锋一转，又是激烈地批评：“然士人多其成功，以为度越先儒远甚。案其运筹制胜，霩清区夏，未若刘基也；转危为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慑强寇，未若种师道也。”即使从功绩来看，也不如刘基、虞允文、种师道等人。更是批评阳明之术不能挽救大明王朝：“且以文成之学任兵者，万历以降，心学旁魄满朔南矣，而力不能支清虏。此为先师所以制胜者，职其少习兵事，才气过人，其为术财得半耳。后学才气服习弗如，唐慕其术，夫何幸胜之有？”【22】承认王学虽有化人之功，但这样的功绩在章太炎看来显然不是一种好学术所应取得的功绩。作为好的学术，仅仅有化人之功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治国，然而章太炎考察王学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阳明之术并不能救国。但“今世谈者”以王学影响日本、导致日本富强的论调来表彰王学的功绩，对此，章太炎一反《答铁铮》一文中“王学乃日本改革之先导”的观点，转口作了辩驳：“今世谈者，颇以东国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其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纵治朱、吕之言，犹自倞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学足以粉墨之。”章太炎明确反对阳明学是日本富强之动力的说法，指出那不过是阳明学偶然投合了日本当时形势的需要。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动力在于日本的“民志”，而阳明学不过是被借去以伸张“民志”的一种粉饰而已。而中国与日本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仅得如明末枝柱一时，其道固不可久。且夫本王学以任事者，不牵文法，动而有功，素非可以长世也。”【23】因此在中国，王学产生不了在日本一样的效果。徐阶的案例即可说明阳明学不足以治国：“观自文成以后，徐阶复习其术，以仆严嵩；辅主数年，而政理昏憜，子姓恣轶，又未能去嵩绝远。此则其术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明矣！”【24】徐阶用的是阳明之术，结果未能挽回明朝的颓势，证明阳明之术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章太炎由“王学乃日本改革之先导”的观点向“日本藉王学足以粉墨之”思想的转变，反映了他对王学事功认识的不断变化，其中既有章太炎自身思想体系的演变发展，又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次，《议王》批评王学不仅不能治国，甚至不能布政。其曰：“世之苦朱、吕者，或贵陈、叶，或贵王、徐。将比而同之，诚未可也。陈、叶者，规摩壶广，诚令得志，缓以十年，劳来亭毒，其民知方，可任也，而苦不能应变。王、徐者，其道阴鸷，善司短长，乍有祸乱，举之以决旦莫之胜，可任也，而苦不能布政。……然效陈、叶者，阔远而久成；从王、徐者，险健而速决。”【25】指出世人治国普遍存在两条效仿路线：一条是陈亮、叶适路线，一条是王阳明、徐阶路线。前者规摩壶广，后者其道阴鸷。效法陈亮、叶适费力大而收效慢，但成果会长久保存，而效法王阳明和徐阶的结果是“险健而速决”。质言之，王学其道阴鸷，不能布政。他说：“夫材理之辨，诚未可乱也。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故其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此王学所偏短长也。不尚其政，而多其能从政，壹意进取，迫而徼幸。其不为外跅驰、内回邪者，几何？”【26】对“王学能从政”的论调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是从学术应有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角度，批评王学的社会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这也是章太炎实用主义思想的典型体现。
再次，从对王学的批评转而对于王阳明本人的批评，认为王阳明只是“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匹士游侠而已。他从对程朱理学的总体贬低的基调下，转入对王阳明的批评。他对程朱评价甚低，“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侍从乡僎之器也”，明言程朱理学只是政治的附庸而已；指出程子的代表作《定性书》的缺点是顺众而无诚；朱熹的“格物”论的不足在于博观而无统。在宋明理学的学术只是政治的附庸之观点审视下，阳明也不过是匹士游侠之材而已，他的理论不能治理国家，“持是以长国家，适乱其步伍”【27】。在太炎眼中，如果说王阳明有什么可贵之处，充其量只是其“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精神可作为一种精神动力资源而已。此处要注意的是，章太炎对王阳明本人的批评有其明显的思想偏见在，王阳明作为古今“真三不朽”的第一人，居然只是匹夫游侠而已，此立论不仅怪诞，而且既峻且激，完全超出了学术层面的评价，论者不可不辨。
最后，章太炎分析了王学的病因。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学之病在“剀切而不得分齐”，而不在“玄远、虚玄”。章太炎特以王学的知行合一说来说明之。他认为知有节序、行有衰次，知行的先后没有固定的顺序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行不能单单指身体发生的动作，思想、思虑所至也都是行的表现形式。如果按照“心之精爽乍动，曰作意”的说法，那么没有不先作意而能行的行为，因此作意就是行之端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先于知”；但是如果按照“心所取象为之意言，然后有思”的说法，思是造作，属于行，取象为知，又是“知先于行了”；而七情的发作又属于另一种情况，怒则立即作气，惭则立即頳颜，哀则立即陨涕，惧则立即振栗，喜则立即嫖繇，这种情况下又是“知行同时”了。战国的宋钘“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由于他所说的“容”包含有“思”或者“欲”意思在，因此宋钘所谓的“言行”应该就已经包含思虑、情态二端了。这可以说就是“知行合一”说的思想萌芽了。阳明虽然明白宋钘的所谓的“言行”应该就已经包含思虑、情态二端了，但不知道知行的先后顺序，所以才有了“知行合一”说的诞生。在章太炎看来，只有这两种情况是知行同时的：“寂然至定者，心所游履，与其自证同时。感而有情者，心所见采，与其顺违同时。”【28】除此之外，知行一定是有先后的。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一隅之见，他的目的就是要“导人以证知”，用王船山的话来说就是“销行以归知”。这么看来，王阳明学说的弊病就在于剀切而没有分寸，知行合一之说如此，其他学说也是这样。如此“剀切而不得分齐”的学说自然不能治国、不能布政了。
总体来看，由于章太炎作《检论》的目的就是要检讨国故，因此自然不难理解《议王》对于程朱陆王的激烈批评了。但是，为何《检论·议王》对王学的批评集中在“不能治国”、“不能布政”等事功上呢？前文提到的“感事既多”应是打开这一思想密码的钥匙。2014年《检论·议王》创作前一年左右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刺激了章太炎，这是《检论·议王》创作的重要原因。如所周知，1913年三月，宋教仁被刺；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冒死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一年间，革命党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大事，而且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屡屡受挫，自然会反思失败的原因，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章太炎不能不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成熟的有用的学术理论，一定是能够成功指导实践的学术理论。是否能够治国、布政、繁荣发展国家便成为章太炎判断其是否有用的主要标准，以这样的实用主义作为标准反思王学，考察之后发现王学具有“不能治国”、“不能布政”等弊病，因而提出尖锐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议王》对王学的批评有着“真”“俗”两种精神的不同表现，批评不能治国、不能布政是章太炎“俗”的精神的体现，而批评王学之病根本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则是其“真”的精神的体现。由批评王学不能治国、不能布政到批评王学“剀切而不得分齐”，正是章太炎“转俗成真”的真实反映。
《訄书·王学》、《谴王氏》、《答铁铮》、《检论·议王》代表着章太炎前期对王学的激烈批评，有学者注意到了章太炎前期对王阳明评价不高的事实，但将之归因为“以经史考据、小学，以及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特别反对调和附会的汗漫学风”【29】。笔者认为，虽然注重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一生的学术宗旨，因而“以经史考据、小学”的立场来看待儒学的说法问题不大。但是，上述看法的关键是没有区分章太炎学术发展的“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笼统地将“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来概括章太炎一生的儒学评价则是有问题的。正如前文所述，在章太炎学术的前期，是“转俗成真”的学术时期。从上文章太炎批评王学来看，章太炎虽然也强调学术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效果，体现了对“俗”的精神的追求，但主要是以学术本身的对错为主，以求是作为学术的主要原则，表现为对“真”的精神的追求。章太炎所追求的这个“真”的精神分别就是科学主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等。显而易见，章太炎前期他并不是以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待儒学的，以佛学的立场看待儒学是章太炎晚年“回真向俗”阶段的主要态度。
四、晚年定论：以佛学的立场批评王学
即使到了晚年，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非王依然是其对待王学的主旋律。作于1924年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及之后的《菿汉昌言》，可以称得上是章太炎关于王学的晚年定论了，其中依然可见其对王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其一、批评王学轻礼教。其曰：“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30】将泰州末流的猖狂犯禁归之于王学不重礼教。其后，章太炎的《菿汉昌言》【31】进一步对王阳明轻礼教提出批评：“虽然，阳明论学，亦有所阙。盖专为高明者言，未及提倡礼教也。”【32】并作了进一步的申论：
且禅宗狂者，至于诃佛骂祖，而行止未尝踰轨，则以戒律持之也。上蔡、象山、慈湖、白沙之伦，与阳明学术相似，其弟子亦未有昌狂者，盖宋世儒者多崇礼教。象山以谢希孟狎伎，则面诃之；以吕伯恭居丧讲学，则致书规之；以弟子有交足而坐者，则讽使改之，其隆礼如此之甚也。慈湖斋明俨恪，非礼不动，客至与行士相见礼，不敢以崇智而废卑礼也。明代儒者，崇礼不如宋人，白沙则有名节为藩篱之说。是以四家之学，行之或百余岁，或几二百岁，卒未闻其徒有破检者。所惜阳明未虑及此耳！……泰州末流，昌狂者众，而亦多得奇祸。【33】
指出象山学思想与阳明学接近，但象山学不存在轻礼教的弊病；作为象山学向阳明学过渡的中间环节的慈湖学也不敢“崇智而废卑礼”，唯独阳明对礼教考虑较少，太炎显然是在批评王学应该对泰州末流的猖狂负起一定的责任。之所以批评王学轻礼教，也是章太炎受佛学严格的戒律的影响和浸染，站在佛学的立场对于王学（其实主要是阳明后学，笔者注）诃佛骂祖的轻礼教行为的大为不满，从而提出尖锐的批评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了。批评王学轻礼教也是出于王学的社会影响、功利效果等世俗原则的考虑，也是符合晚年章太炎“回真向俗”中的“俗”的精神追求的。
其二、章太炎批评王学尚阴谋。太炎曰：“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军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34】正因为王学尚阴谋，所以章太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一文中言及诸子学时特意提到“王阳明之学，则适于用兵，亦以性各有近、志各有专，故其学术缘之以成也。”【35】指出王学在军事运用上可以取到不错的效果，言外之意也就是王学只是权谋之术，很难说是一种很好的修身哲学，这对于王学是尖锐的批评了。文末在对王学进行最后总结时依然持有严厉的批评：“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36】指出王学尚阴谋的特质易被佞臣利用是阳明学最大的问题所在。批评王学尚阴谋，也是因为崇尚阴谋与佛学的慈悲精神相悖，不能满足世俗人们修身的需要，这也恰恰是章太炎晚年追求“俗”的精神之体现。只是这里有章太炎对王学的误会在，“以阳明友朋弟子之所为，而归之于阳明本人之病，且以论其学术之弊，其结论恐终究显得稍欠公允。”【37】
最后，章太炎批评王学的致良知说、亲民说。
众所周知，朱熹的两大理论“格物”“新民”说在理学系统中备受关注，影响甚大，但都受到章太炎的批评。其曰：“昔徽公以亲民为新民，以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前则为专己，后则为外骛，诚行其术，则国政败，士行斁。顾徽公训说则然；自为学，乃自禅入，未尝齑万物，其在官，亦不欲改易百姓视听，其后为朱学者，亦未切切于是也。必比以洪水猛兽，斯为酷矣。”【38】章太炎指出，新民说其弊在专己，格物说其弊在外骛，二者如若畅行会导致“国政败，士行斁”的后果。与章太炎对朱子格物说、亲民说持激烈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章太炎则肯定阳明格物说、亲民说为正解：“以格物为穷至物理者，因郑注难憭，温公之说又近灰灭也。以亲民为新民者，因本《书》有‘日新’、‘新民’、‘其命维新’诸文，牵引以就之也。自阳明以后，二义始破。”【39】章太炎分别详陈了阳明对朱子的“格物”“新民”说所作的瓦解和廓清【40】，虽然章太炎肯定了阳明对朱子格物说和新民说所作的澄清， 但并不是意味着章太炎完全赞同阳明的致良知说和亲民说，相反，章太炎对阳明的良知说和亲民说提出了诸多批评。
关于阳明的良知说。1917年，50岁的章太炎即认定：“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论京朝旧宦之说，原不足辩。”【41】且认为“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42】。总体的评价，王学的良知说没有超出佛教“八识”中的阿赖邪识与意根意识的范围，而且在生死了悟方面，王学与佛学相比层次低了不少（王学透过此生，未透过生）：“良知界限，不出阿赖邪识与意根意识。苟致良知矣，于诸利欲自可脱然。若阳明透过死生之说，得毋出良知限外。……如是，透过死生，仍在良知限内矣。若夫无我克己者，则透过死生不足道。(质言之，王学透过此生，未透过生。)”【43】并认为良知之说有一定的限度：“良知之说所以有效者，由其服习礼义已成乎心也。若施于婆罗洲杀人之域，其效少矣；施于今之太学，其效更少矣！”【44】章太炎对王学良知说的批评显然是也是站在佛学的立场上立论的，批评良知说不能真正了生悟死，境界与佛学不在一个层次上。当然这种批评也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的，因为儒佛的终极关怀不一样，最后的人生境界追求是不同的，儒学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成圣，佛学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成佛，因此难说高下之分，只是“舟车之异”。
关于亲民说，章太炎也是颇有批评：“晦翁虽多襍论，要其求道，未尝由此趣入，若新民之说，更未见有实行者，则说经与修己治人各不相涉也。以是阳明所论，当时虽见为卓绝，不见其持世之功。”【45】批评阳明的亲民说见解虽然卓绝，但是对于新民说的廓清之功并不彻底，因为新民说的流毒依然存在，“清末始言变法，好奇者乃并风俗而欲变之，于是文以新民之说。降及今兹，三纲九法，无不摧破，同产至为匹耦，父子等于行路矣。”【46】清末倡言变法者假以新民之说以文饰好奇之心，“后知阳明所谓洪水猛兽者，宋明间实未至此，而今卒见之也。是岂伊川、晦翁之罪邪？”【47】暗含着阳明应该对此承担一定责任之意。此处章太炎依然以佛学为立场，批评阳明亲民说在扬善惩恶的社会道德净化上不仅未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造成了广泛的摧毁纲常的思想流毒，与佛学对社会的道德净化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里的批评依然有将阳明后学之流弊强加之于阳明身上的弊病在，论者不可不辨。总之，章太炎对王学良知说和亲民说的批评，着眼点都在凡人的了生悟死及社会的道德净化层面，乃出于世俗和功利的目的，是其对“俗”的精神之追求的真实反映。
钱穆的《太炎论学述》认为章太炎晚年虽于中国旧学多有阐释，但核心思想仍旧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并思以佛代儒。他说：“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48】撇开钱穆所言章太炎“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这句断语是否公允不论，单就章太炎晚年依佛学“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这句而言，钱穆所言的确是历史事实。他又以“旁面”“正面”的说法评析太炎的学术，强调章太炎《国故论衡》、《检论》等著作批评检讨国故（当然包括王学）是太炎学术的旁面，而非正面。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炎学之旁面。……《菿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炎学之正面。”【49】因此章太炎晚年对王学的批评（以《菿汉微言》为代表）是太炎学术的正面，太炎学最终的真正目的是要 “回真向俗”。换言之，章太炎晚年批评检讨国故（包括王学）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倡佛学。因此，在章太炎的学术体系里，宋明理学原是以佛禅之学为根本的（“程朱陆王，固以禅宗为其根本”）。他常将“天理”“良知”与佛学术语等同起来：“天理不外良知，其后甘泉亦自了此。由今观之，天理犹佛家言真如，良知犹佛家言本觉。高楬真如，人犹汗漫无所从入；一言本觉，则反心而具。”【50】基于佛学的评判立场，有佛学倾向或佛学性质的理论和实践，章太炎对之评价就高，反之就低。章太炎因为王时槐（子植）学佛静坐，遂认定王时槐见解高于王阳明，说其“习定之精纯，论心之微眇，真所谓智过其师者也”【51】与此相似，他对邹守益之孙邹德涵（汝海）也赞许极高：“王门数传至邹汝海，其所自悟，过于白沙、阳明，……自周、程以来，唯汝海知有所知障，知有法空观，不知其行能弇言否耳。”【52】因为邹德涵与王时槐的自悟与静坐，都带有佛学修行方法的意味，因而在章太炎看来他们的智慧自然高于其师了。
总之，章太炎晚年对王学是持总体批评而部分肯定的态度的。原因在于章太炎认为王学是介于儒释之间（王学中“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章太炎晚年提倡佛学，站在佛学的立场，自然会爱屋及乌地对王学中与佛学类似的思想理论表示出些许好感，因为王学可以“为佛教作仆”【53】，成为弘扬佛学的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思想资源。因此之故，王学中的“义理高远者”得到他的部分肯定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与之相反，王学中与佛学精神相悖者，如轻礼教、尚阴谋等，自然容易受到章太炎针锋相对的批评了。
五、章太炎评判王学的动因解析
钱穆评价章太炎的学术兴趣和来源时说：“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逊顺。此其所自负也。”【54】古今中西、社会政治、宗教哲学都是其学术的源头活水。就中国古代的诸子学来说，多家思想成为其学术可资借鉴的资源：“其自道则曰庄生之玄，荀卿之名，刘歆之史，仲长统之政，诸葛亮之治，陆逊之谏，管宁之节，张机、范汪之医，终身以为师资。”【55】如此广博的学术来源，导致其秉持的学术标准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56】但也存在着一些偏激之处：“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57】因此，钱穆对章太炎评论宋明诸儒颇有微词：“专守一术，诋他人为无用，此未知舟车之异宜也。”【58】“专守一术，诋他人为无用”的批评，的确可以从章太炎一生对王学的批评中得到印证。总体而言章太炎早年对传统多有批评，对于程子、朱子等等大多批评有加，非独王学为然。这主要由章太炎的学术旨趣、学术立场决定的。上述钱穆关于章太炎的学术旨趣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章太炎批评王学的缘由。但钱穆所揭橥的只是学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可以称为事功的原因却是钱穆未能注意到的，前文各处都有涉及，笔者尝试再集中作一简单探讨。
章太炎对王学的批评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批评著述主要有《訄书·王学》、《谴王氏》、《答铁铮》《检论·议王》等，这些著述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这些背景和条件是非学术的原因和条件，恰恰是钱穆所忽视的，因为钱穆先生的治学方法非常强调的是学术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对社会历史条件等社会外缘方面的原因重视不足，这也是钱穆先生治学偏失所在。正如前文所述，《訄书·王学》撰写的背景的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针对保皇派的立论基础-王学而作的，批评王学的目的是对保皇派的理论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科学主义就是章太炎其时奉行之圭臬；《谴王氏》的社会背景是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当时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如火如荼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民本主义是章太炎当时依赖的重要理论武器；《答铁铮》则是写于1907年，那年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其主张的思想实质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正是《答铁铮》中攻击王学的重要思想利器；而1914年章太炎创作《检论·议王》的动机是“感事既多”。因为屡屡受挫，自然会反思失败的原因，能够治国、布政、繁荣发展国家的实用主义便应运而生，实用主义也成为章太炎论衡王学的主要标准。上述“非王”著述迥然有异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章太炎批评王学的出发点，也是其非王的重要缘由，不能被钱穆“专守一术，诋他人为无用”一语加以遮蔽。
总体来看，章太炎是批评王学的，但是晚年也有一些肯定王学的成分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能否说晚年的章太炎实现了其由“非王”到“归王”的复归呢？回答这个问题依然不能光从学术上找原因，还要从事功上加以分析，注意章太炎“回真向俗”的学术转向。
上文所论王学中有部分思想玄远者与佛学思想接近从而受到章太炎爱屋及乌之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属于学术的原因。此外，还有事功的原因，我们从民国初年章太炎写给学生吴承仕的信里或许能管窥一点玄机。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致信曰：“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在稍后的信里又提道：“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权机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59】章太炎考虑到“若直授佛法，未足救弊”，因此采取迂回曲折的策略，“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可见他推崇佛学的基本立场并无根本改变，只是更注意世俗的眼光，不排斥功利与实用。其阐扬王学，可能正是他自己所说，是学术由真向俗的表现，章太炎晚年论学强调“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60】正是其“回真向俗”的真实写照，回真当指思想上的圆融自达，向俗则指对世俗社会的关怀。1917年六月的信中再次提到王学：“前得手书，并《王学杂论》一册，时当扰攘，未暇作复。顷略为抽绎，所见大致无差。王学不宜于布政，前已有言。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论京朝旧宦之说，原不足辩。至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61】依然坚持其早年对于王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王学不宜于布政”、“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这是晚年章太炎对于王学的基本态度未变的明证。只是此时对王学有略微肯定的意思在，认为阳明的良知说与佛教的藏识相似，值得加以利用。因为在当时“士气消沉，非是莫能振发”的情况下，“若直授佛法，未足救弊”，对于阳明学“随机应用，各有其可”就自然可以理解了。从信中“恐今时未足应机”、“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只是应时方便”【62】诸语，不难看出章太炎“起学会”、“主王学”的真正用意，只是一种开启民智、提振人心的权宜之策（“士气消沉，非是莫能振发”）。正是基于这个动机，章太炎在一些场合表达了对王学的部分肯定。1924年11月所作《王阳明先生像赞》“渊默之皃、雷霆之声。气矜之隆，学道之名。强哉矫乎，阳明先生。”【63】在1924年十二月列出的《中学国文书目》中有《王文成公全书》并备注《传习录》、《文录》等供选阅选讲【64】。另外，1935年的《诸子略说》也有多处对王学有所肯定的言辞，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对于章太炎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许寿裳在《章炳麟传》中有精当概括:“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65】章太炎也自诩自己对学术的评判“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苟同。”【66】其《菿汉微言（卷末）》自评其学术曰“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67】又曰“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由本文上述论述可知，章太炎早年对王学的批评虽有事功的考虑，但更多地是学术本身的批评。晚年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则确有一个“回真向俗”的思想历程，他晚年对王学的基本基调也是以批评为主，其中的些许肯定正是其思想“回真向俗”【68】的体现，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而已，实乃出于功利与现实的考虑，此乃事功的需要不是真正学术意义的“归王”。
本文原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11期。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