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陵被灭族的过程，特别是司马迁被腐刑的时间与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主要从军事学角度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与看法，争取还原相关案件的全部实际过程。

为方便理解，直接给出结论，具体时间线及事件过程——

1、前99年9-10月汉匈大战，李陵、李广利短期内先后被匈奴包围，李陵全军覆没、随后投降匈奴，李广利差点全军覆没，最终侥幸突围而出。

2、前98年初（估计也就是正、二月间），司马迁意外被汉武帝“召问”，结果惹火了汉武帝，“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遂下于理”，被汉武帝治罪、关进了监牢，但此时并未“下迁腐刑”，这个事实际不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

3、前97年正月，汉匈余吾水之战发起前，汉武帝特意交给公孙敖一个额外小任务，趁着此战深入匈奴，如果顺利、得空，就把李陵从匈奴那里接回来。

4、公孙敖在稍后的余吾水之战中陷入包围，不仅仗打败了、按律当斩，李陵自然也没有接回，为了脱罪，公孙敖撒了个弥天大谎：“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即，公孙敖将自己的战败责任甩锅给了李陵。

5、汉武帝本来就对余吾水之战汉军战败的结果大为光火，一听公孙敖这么交代，也没多想，认定李陵已经彻底背叛他、投靠了匈奴。就此迁怒于李陵家人，于是李家被残忍灭族。

6、司马迁同步遭殃，他之前为李陵游说、说好话，现在被证明是实锤的“诬上”，按律死刑。司马迁没有钱买命，又所图者大，唯有选择以“腐刑”代替死刑，总归保住了命。

7、稍后一段时间，汉武帝突然发现了实情，原来公孙敖TMD是在说谎，李陵并未真的教单于用兵，也没有彻底背叛他。由此汉武帝那是相当火大，将公孙敖二罪并罚，从当斩升级为“腰斩”。

上述3-7，都是发生在前97年这一年中，特别是司马迁被腐刑，是在这一年即所谓“天汉四年”，而不是“天汉二年说”、“天汉三年说”、“太始初年说（即前96年）”。

8、前96年正月，公孙敖“被腰斩”。但要么是没实际执行，要么是斩错了人，总归是斩了个寂寞，因为公孙敖玩了一出“诈死”之计，瞒天过海，躲过了此劫。此后隐身民间，直到前91年正月因巫蛊案被真正处死。

9、不确定司马迁遭受腐刑后，是否还要坐牢服刑。如果需要，司马迁要么是被汉武帝提前放出监狱，要么是通过前96年6月的“大赦天下”出狱，后者可能性较大。因为，司马迁和李陵家人被无辜牵连不一样，他实际是确实有罪的。

但汉武帝也知道，司马迁主要是不了解情况、没管住嘴，再加上他之前为李陵说话，也有阶段性道理所在，所以汉武帝对司马迁再度启用，“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10、李家被灭族后，李陵认为他是给李绪背了锅，于是派人刺杀了李绪。此后李陵彻底断了返汉之心，就此真正投靠匈奴，成为单于的女婿、右校王，前90年汉匈之战时，明确帮助匈奴打汉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上官桀等李陵的旧友执政，派出使者邀请李陵返汉，但李陵心意早决，“丈夫不能再辱”，留在了匈奴，最后病死于前74年。

以上。不难看出，在李陵特别是李家被灭族这一惨案上，公孙敖堪称罪魁祸首，至少难辞其咎，这也是汉武帝与李陵之间关系走向的分水岭，考察两人前后关系演变如下：

1、在李陵于前99年10月投降匈奴以前，汉武帝对年轻的李陵一直赏识、重用，他对李陵战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家第三代的“将门虎子”，所以汉武帝很看重李陵，在李陵主动申请承担游击牵制任务时，汉武帝“壮而许之”。

在李陵和路博德因“以步制骑”战法产生冲突后，汉武帝实际是站在李陵这边，支持了李陵，甚至直接调走路博德，让李陵放手去干。

但事实证明，李陵压根没有真正领悟到，他此行是“声东击西”、游击战的军事精髓，或者故意置之不理、一味贪功，自信到狂妄、执拗，非想着证明自己甚至借此扬名封侯，最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随后选择投降匈奴。

而汉武帝在战前调走路博德的决策，也被证明是昏招，如果有路博德随后接应、救援，李陵大概率不会战败、投降。

2、所以在公孙敖前97年撒谎以前，汉武帝并不痛恨李陵，相反，他认定李陵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希望李陵可以返汉，甚至派公孙敖去设法迎接。

【《汉书-李广苏建传》：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

这个“岁余”，其实是指前99年10月李陵投降，到前97年正月汉武帝派出公孙敖，执行“余吾水之战”的同时设法接回李陵，中间时间，正好一年另三四个月。

但公孙敖这家伙在余吾水之战中被包围、惨败，为了找脱罪借口，同时也推脱掉没有接回李陵的任务，反而将“锅”直接甩给了李陵。

汉武帝实质是被欺骗，所以认定李陵已经彻底背叛他，一怒之下，把李家灭族。

这个惨案一出，就注定了李陵已不可能再回头。

3、汉武帝之后意识到了自己被欺骗，李陵和李家实际是被无辜牵连，但大错已经铸成，他唯有重罚公孙敖，之后对李陵就算存有愧疚，也已无济于事，更没有了现实意义。

纵观这个过程，在李家被灭族前，汉武帝和李陵还算“心有灵犀、君臣互信”，汉武帝并未因李陵投降、“当汉奸”，就立马灭族李家。李陵也没有真正为匈奴出力，并未如公孙敖所说的“教单于为兵”。

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道德要求，还没有类似现代的“汉奸”概念，打败仗后投降，并不是什么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不投降、自杀当然会赢得更多赞许，但不这么干，也不会“千夫所指”。时代不一样。

而汉武帝之所以灭族李家，实际是个误会，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汉武帝事后也很无奈，但已无济于事，他也不可能就此公开承认错误、甚至下“罪己诏”。

毕竟李陵人在匈奴，而且从此以后，他注定会和汉武帝、汉朝拼命，李陵不是没有成为类似伍子胥的可能。

接下来说说太史公司马迁这一段的具体遭遇。

【《汉书-司马迁传》：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汉书-李广苏建传》：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在前98年初的这次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召问”中，有一个极其奇怪的事情：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说话，汉武帝也是在跟他探讨李陵，怎么结果出来了个“欲沮贰师”的罪名？怎么就牵扯到了李广利？

史书其实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包括司马迁后来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名作中都没有丝毫提及，只说了这个罪名、结果。

这个“沮”到底是啥意思，也让人头大，结合当时的情势，应该是类似“攻击、弹劾、诬陷”的意思，那问题就来了，司马迁为什么要攻击、弹劾、诬陷李广利呢？

最大的可能：司马迁是认为并向汉武帝直言，李陵之所以战败、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军，而李广利当时兵力最多，他最该前来救援李陵，结果李广利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李广利有责任！

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汉武帝为何要给司马迁定一个“欲沮贰师”的罪名。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前99年这场汉匈之战的前后实际过程，就会不难想到，汉武帝肯定会当场勃然大怒，而司马迁此时究竟是错在了哪里！

因为这一战，不是李广利故意不救援、致使李陵战败，而是完全相反，是李陵战败、连累到了李广利，这才是实情。

而李陵战败，首先是因为他根本称不上名将，他连个简单的“声东击西”、游击战都没玩明白，这是对一名将军、指挥员的首要要求，李陵其实是严重不合格的！

包括汉武帝，战前诏令就已经对李陵明确提醒、谆谆教导，但李陵偏偏疏忽或者故意选择无视。

李陵被包围后，在战术层面表现的再勇敢、杀伤再多，都不能弥补他在战役、谋略层面的根本错误。

如果之后李广利没有陷入包围，可能汉武帝还不会跟司马迁计较这一点。

比如当年李广的右北平之战，落入包围后四千打四万，杀伤“自当”、“军功自如”，虽然耽误了整个河西之战的整体推进，但毕竟没有根本影响，所以汉武帝对李广不赏也不罚，这个事就过了。

但鉴于李广利随后陷入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导致此战汉军大败亏输，而李陵实际是起了“猪队友”的作用，那汉武帝能不火大么？

而司马迁呢，应该是因为当时，他根本不了解这一战的前后实际情况，再加上可能完全不懂军事，他确信李陵就是名将：李陵多牛逼啊，以五千步兵对战数万骑兵，坚持多日、转战千里，还能杀伤上万人，“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

司马迁越夸奖、推崇李陵，说明司马迁越不懂军事，更不了解实情，所说的就只能和实际情况完全背反！那汉武帝能不光火么？这是个显而易见的正常反应。

再加上司马迁将李陵战败，归咎于李广利的不救援，这完全是罔顾事实、颠倒是非，汉武帝也懒得跟“外行”司马迁解释，给他治个“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的罪名，那真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

可悲的是，司马迁到死都没有真正搞明白，汉武帝这次到底为何要罚他，包括在之后其他著作中，司马迁依然在替“名将”李陵说话，甚至把李广也定位为“名将”，大加推崇、渲染，搞了篇流传千古的《李将军列传》。

【《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悲夫！悲夫！】

在给任安的书信中，司马迁依然是在为自己辩白，是他当时话没有完全说明白，汉武帝是没有真正搞懂他的意思。

但实际呢，他要是再多逼逼，只会彻底惹火汉武帝，能够坐牢都是他的好运气了！

这个事情真正反映出来的是：司马迁当时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别人纷纷怪罪李陵纯属落井下石，他要“众人皆醉我独醒”、“虽千万人吾往矣”，早就跃跃欲试要替李陵出头、“说公道话”。

但前提是，你得是真懂、真对啊！

其实司马迁说李陵“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这句话反而说中了汉武帝的心思，汉武帝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至少是这么期望的，这从之后他派公孙敖去接李陵可以得到反证。

但司马迁其它的话，和事实完全背反，无疑是自己主动朝汉武帝的枪口上撞。

司马迁，也包括之后帝制时代的很多“士大夫”，总喜欢从道德、大义等层面出发，自以为“真理”在手，发表看法、指点江山，这当然无可厚非，也固有其公心所在，但前提最好是全面了解实情，而且最好不要遇上专业人士，否则很容易现原形，直接被怼。

特别是，如果是遇到有权势的专业人士，就不是被怼、丢面子的轻松下场了。

对于不了解特别是自己不专业的事情、领域，不随意发表看法，更不盲目自信，这其实跟明哲保身、有无公心并不直接相关，而是对现实生活、对专业领域的尊重。

当然，“因言获罪”肯定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早就该被彻底扫入历史垃圾堆，这早已是是现代文明的共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汉书-司马迁传》：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

司马迁自己说的很清楚，七年即太初元年（前104年）后的第七年，即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被汉武帝“幽于累绁”，所谓“身毁/亏不用”，并不是指身体遭受腐刑，而是自身名誉毁坏、失去了官职、不为汉廷所用。

班固是相当了解司马迁包括李陵这段经历的，所谓“十年”即前95年是不可能的，应是后世对“七年”的误抄、误写。

之后，前97年某个时间点，因为公孙敖的故意撒谎，李家被灭族，司马迁之前的罪名，特别是他认定李陵“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被彻底推翻。（实际当然不是如此，但这一阶段表面看无疑是这样，操蛋的公孙敖！）

由此司马迁被追加处罚，判处死刑。司马迁无奈之下选择腐刑代替。

【《汉书-李广苏建传》：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这一阶段无疑是司马迁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候，估计连他自己都觉得看错了李陵，之前他为李陵说话的举动，现在看来，自然彻底是个笑话、自作多情。

【《汉书-李广苏建传》：“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班固其实是把前98年的“幽于累绁”和前97年的“以迁诬罔、下迁腐刑”，连续、混合在一起说了，这才造成了后世重大误会、误解，但这应不是班固的本意，史书也常有这种类似的“叙述陷阱”，只说最终结果，疏忽了具体过程及细节的前后顺序。

实际过程，借用史书各处的文字，修正、组合如下——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为陵游说，欲沮贰师，遂下于理，幽于累绁。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亡士卒多，下吏，当斩，乃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怒，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上以迁诬罔（或诬上），下迁腐刑。（迁）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稍后汉武帝意识到被公孙敖欺骗，这可以反证，司马迁之前力主李陵不会彻底背叛，还是正确的、有眼光的。

但此时司马迁已经遭受腐刑，所以汉武帝对他大为同情，估计是这两点，让汉武帝决意再度启用司马迁。

至于司马迁是被提前释放，还是前96年6月“大赦天下”时出狱，这就确定不了了，但肯定是在这一年，他出狱了，之后被任命为“中书令”，比“太史令”职位还高。

两人之后肯定有过见面、交流，但显然不会再提及往事，所以司马迁坚信自己当年为李陵说话绝对没错……

以上。纵观前99年至前96年这四年间，李陵、司马迁，也包括公孙敖、汉武帝在内，他们遭受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误会丛生、连锁牵动、渐次伤害，历史、现实的复杂与无奈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文中所说的观点相同，全面了解实情、逼近历史本来面目，远比随意发表意见，是更值得提倡的态度与做法。

愿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