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一个规律，越是皇权传承秩序不稳定的王朝越容易产生权臣，尤其是元朝这种根本就无秩序可言的王朝，拥有一定实力的贵族往往会通过拥立之功成为执政，进而发展为权臣。再加上元朝皇帝本身权力欲望就不强，所以元朝的权臣政治就成为一种常态。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驾崩。四月，被忽必烈指定为皇储的前皇太子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从漠北赶回上都准备即位。由于部分贵族出于家族利益选择支持铁穆耳的兄长晋王甘麻剌，所以铁穆耳就暂时无法正常即位。
最后是有灭宋军功的伯颜按剑威胁众人，再加上另一位元老玉昔帖木儿的支持，铁穆耳才顺利即位，是为成宗。
虽然成宗时代没有产生权臣，但伯颜能够以一己之力左右皇权的人选就已经证明大臣的能量，如果遇上幼君、庸君，这种人就能够非常丝滑地发展为权臣。
可以说，蒙古皇位传承的巨大变数就已经给了部分有权力欲望的实力派贵族成为权臣的机会。
元朝第一位权臣是仁宗时期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本人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但却凭借显贵家世和皇太后答己的宠幸官拜丞相，在做丞相期间，铁木迭儿长期专权，不仅作风极差，且不断打击异己提拔亲信，令朝野侧目。
延祐四年（1317），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集体对铁木迭儿进行弹劾，列举了其大量罪证，仁宗在震怒的情况下下令重办。但铁木迭儿却躲在了皇太后的宫中，导致有司根本不能正常办案。最后，仁宗碍于太后的情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捕捉到两点信息：元朝法治确实存在许多盲区，不够细化，且对部分人失效；忽必烈坚持蒙古旧制导致蒙古贵族权力欲望膨胀，威胁皇权。
对于第二点我们非常有必要展开来讲。忽必烈在打败阿里不哥之后为了维持对漠北的统治和获取蒙古武力的支持于是就将汉人精英逐渐边缘化，且没有推广科举。这就导致，元朝的高级官僚基本上出自于怯薛群体或者贵族。
而现实却是，这些贵族身后都有家族背景作为支撑，当其掌握权力之后很容易就能发展为权臣。这就是秦国当年为什么总是重用山东士人的原因，因为这些人在秦国没有根基，只能完全依附于王权。
忽必烈保护蒙古贵族利益的代价就是，官僚群体总是在一个小圈子中循环，很容易产生威胁皇权的势力。
当然，元朝的权臣政治也和其制度有关。元朝皇帝不行常朝，只有在元旦、皇帝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才举行“朝贺”，并无日常接见百官的制度。所以，能够经常见到皇帝的只能是少数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就各自独立处理日常政务，然后将关键事情进行汇总定期入宫向皇帝汇报，取旨施行。这种政治形态就很容易造成大臣权重威胁皇权的局面。
要想理解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就要溯源至大蒙古国时期，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帝国就形成一种家臣政治，所谓的执政大臣在大汗眼中不过就是其家臣，可以放心让其打理有关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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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忽必烈的元朝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皇帝将政务交给出自贵族、怯薛群体的所谓家臣进行打理。为什么元朝皇帝总是深居宫中，对政务不感兴趣，实际上就是这种家臣文化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生态。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元朝部分重臣只是以家臣的身份代理皇权而已，其权力属于皇权的延伸。
但随着家臣传统不断淡化、元朝政治逐渐官僚化的情况下，家臣也能发展为权臣，铁木迭儿就是典型。
在仁宗驾崩之后，铁木迭儿凭借答己的支持再次官拜丞相。重登相位之后，铁木迭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此前弹劾他的官员进行精准打击，诬陷杀害了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前中书平章萧拜住、上都留守贺胜等人，所谓“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
在英宗硕德八剌即位的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经发展为近乎独裁的地步。
当然，聚敛财富也是铁木迭儿的标配，据史书记载，铁木迭儿“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铁木迭儿这种角色还能自然老死，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此后，元朝的许多权臣都复制了铁木迭儿的剧本。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于上都驾崩，八月，留守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了政变，和正担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的伯颜扶立武宗次子图贴睦尔为帝，是为文宗。这就是元朝历史上的“天历之变”。
凭借拥立之功，燕铁木儿和伯颜在文宗即位之后都获得了极为丰厚的政治分红：燕铁木儿被封为北平王，并分别被赐予蒙古人和汉人答剌罕和太师的称号；伯颜不仅佩戴着太尉、太保、太傅的头衔，同时身兼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知枢密院事的职务，并爵封浚宁王。
为了进一步酬谢燕铁木儿的拥立之功，文宗又罢除左丞相之位，使其成为独相，掌控一切政务。对于燕铁木儿的权势，史书的原话是：“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
当时，燕铁木儿还娶了泰定帝的皇后为妻，前后娶宗室之女多达四十多人。生活上燕铁木儿也是极尽奢侈之想象，一顿饭甚至能宰杀十三匹马。
而且，燕铁木儿还亲统左、右钦察等若干侍卫亲军，大臣阔彻伯、脱脱木儿等反对燕铁木儿的人都被其一网打尽。
对此，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甚至扬言：“天下本我家天下也。”
文宗惮于燕铁木儿的权势甚至只能在宫中召集一帮文人研究书画。元朝的皇权已经完全内缩至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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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宗、宁宗相继去世之后，即使妥欢贴睦尔被接到大都，但却不能顺利即位，直到燕铁木儿去世之后，妥欢贴睦尔才顺利即位，是为顺帝。
但燕铁木儿虽死，伯颜还在，顺帝只能升任伯颜为右丞相，封秦王。由于燕铁木儿的儿子时任左丞相的唐其势嫉妒伯颜的地位，想发动政变干掉伯颜，结果反被伯颜给干掉了，所以顺帝也就不再设左丞相，而以伯颜为独相。
1339年，顺帝还进一步将伯颜的官衔升级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伯颜的一系列头衔累积起来竟多达二百四十六个字。
和燕铁木儿一样，伯颜娶的也是宗室忽必烈的孙女。
而且，伯颜还掌控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史书记载：“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满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辰星。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
当然，打击异己势力肯定也是伯颜专权的标配，为此，他擅杀宗王彻彻秃、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等人。
伯颜的权势达到了元朝权臣政治的顶点。
在伯颜的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的情况下，顺帝就联合伯颜的侄子御史大夫脱脱，趁伯颜外出打猎的机会突然发动政变，将伯颜打倒。伯颜失势后被贬往广东，在南行的途中，伯颜死于江西驿舍。
伯颜没有被杀这在以往任何朝代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元朝政治生态绝对是历史的孤本。
但是，由于元朝政治此时已经严重失序，形成了权臣政治的传统，所以，在伯颜被打倒之后，皇权并不能实现集权的目的，相反，伯颜的权力却转移到了脱脱手中，用史书的话来说就是，“虽不弄权，而权自盛”。
只能说，元朝已经极其依赖权臣政治。
和之前的权臣一样，脱脱也打击异己，所有的政治决策都由其一人做出。不同的是，脱脱却还算一个素质在线，能办实事的人，有贤相之称。
脱脱执政期间，恢复了科举取士，恢复了太庙四时之祭，整顿国子监，遴选儒臣辅导顺帝读书，一时使元朝的政治清明起来。至正三年（1343），脱脱又自任都总裁官，广泛网罗朝野精英编著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两年之后，三国的历史编撰完成。
同时，脱脱还组织增补、修订《大元通制》的工作，书成之后更名为《至正条格》。
历史上的权臣分为两种：加速政治恶化的人；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生产力的人。脱脱显然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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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脱脱的权势毕竟威胁到了皇权，所以后来还是被顺帝打倒。不过，顺帝也没法接过脱脱的权力，元朝此后的权力还是被权臣掌控，顺帝呢，则是通过合纵连横的方式对权臣进行制衡、打压，贵族本质已经成为元朝的内部藩镇。
权臣政治一直伴随元朝退出中原。
对于元朝产生权臣政治，上文分析的原因之一就是元朝皇帝权力欲望不强导致的。相比任何一个王朝，没有比元朝皇帝对于权力的淡然：成宗在位期间由于身体原因，政务由皇后和宰臣打理；武宗来自漠北，进了中原就沉溺于喝酒；仁宗虽然有政治抱负，但却受制于皇太后；文宗呢，权力被权臣垄断，只能在宫内研究字画；顺帝呢，简直就是一秦二世，侍臣给他说只有将政务交给大臣自己才能避免少犯错，于是他就钻进了深宫，“每事无所专焉”。
由此我们也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元朝诸帝，只有世祖忽必烈掌握着绝对权力，其他人的皇权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女主或者权臣分享。
可能这也是因为元朝以武功立国，大部分皇帝缺乏军功不能驾驭皇权所导致的特殊现象。
除了权臣，怯薛也屡屡干涉政务，这一群体凭借近侍的身份常常越过中书省的正常程序颁发圣旨玺书，称为“内降旨”。
据史书记载，从成宗大德六年（1302）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元朝的内降旨就达到一千三百余道的数量。
内朝频频干政也是元朝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
当然，和历代王朝一样，元朝皇帝可能也是以内朝来制衡外朝。
总之，权臣政治加速了元朝政治的混乱，是元朝这个系统最终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