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影视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颇让人印象深刻：

《走向共和》：直白和含蓄曾发生了激烈碰撞

因为受不了国会对自己权力的掣肘，大总统袁世凯不装了，对着一干只会指指点点的议员们先是一顿语言输出之后，便一怒之下解散国会。

但考虑到“共和”二字已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如此贸然开历史倒车很容易招致国人唾骂。思索再三的袁世凯准备重开国会，但权力得捏在自己手里，于是国会的议员名单由他钦定，并颁发了议员证书。

如何让这群议员们为自己所用呢？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想到了一个妙招，将他们一一通知到自己的府上，来个恩威并施，成功恫吓住之外，再奉上听命于自己权力的议员证书。

拿谁先开刀呢？袁世凯选择了满脑子共和思想、性情耿直的小年轻——罗文议员。果不其然，虽然袁世凯安排的颁发证书仪式非常周全，该说的也说了，该敲打的也旁敲侧击了，但局势走向还是超出了袁世凯的预想。

对于攻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自认为技巧娴熟、毫不费力，但他忘了一点：他掌握的这些技巧仅限于大家都是“文明人”这一设定，对于说话难听和直白的罗文则作用不大，以至于袁世凯不得不感叹了一句：

“我们说话一般都喜欢拐着弯的含蓄，没想到你说话这么直白。”

罗文听后不仅没有羞耻，反倒理直气壮回怼了一句：

“我没觉得直白有什么不好。”

中华文明直白代表：法家思想

《走向共和》不愧为良心历史剧，剧中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和直白的罗文代表了新旧两种文化，也正是因为两种文化激烈冲突、格格不入，使得“共和”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在清末民初却是“难产而”，不得不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回归中华文明本身，“直白”何尝是外来物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就孕育出了直白而又务实的文化思想——法家思想。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治理国家方面，法家思想从来不喜欢玩虚头巴脑的那一套，而是注重实际应用效果。法家思想以做事为根本，主张通过政令来治理国家，以刑罚来约束犯罪分子，简单易懂、便于施行。

法家思想践行者商鞅为了让平头老百姓听得懂政府的政策，也以直白的方式做了现场演示——南门立木，谁能将木头扛到北头，就赏金10两。开始很多百姓观望，后来一个胆子大上前一试，商鞅果然当场赏金，直白！痛快！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更是将当今形势直白化、治国思想目的化，“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一点不掩埋地将天下大势之本质说得清楚明白——不就是为了争地盘吗？那就看谁的拳头硬。

对于晋楚城濮之战取胜后，晋文公先赏的是提倡仁义而非出谋划策的雍季，令韩非子大为恼火，他认为打仗时取胜就是目的，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雍季啥也没干，只是反对了提出诈术的咎犯，怎么就能获得头功呢？

不得不说，法家思想的直白真的到了家了，难怪靠着法家一飞冲天的秦国在统一天下之后迅速溃败，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直白、他的平等让芸芸众生都觉得：自己也可以做皇帝。

儒家：“直白”就是野蛮，如此一来，“虚伪”是否就是文明？

相比于法家的直白，它的仇敌儒家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含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是儒家思想创始人给国家制定的治理方向。他主张以德来教化百姓，以礼来约束百姓，这样百姓不仅能心安理得接受君主的治理，还会打心里感激君主的“救苦救难”。

随之问题来了，何为德？礼又为那般？德是当今的“品德”吗？礼又是当今的“礼貌”吗？显然都不是，因为古语有云“孝敬忠义为吉德”，将德定义为孝顺老人、对君主忠义。

《礼记》有云：“孝悌忠顺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表明了德只不过是对君主、对长辈的忠心和顺从，而且目的很不单纯——治别人、控制别人。

但又不能说儒家的“德”和“礼”与当今意思完全不一致，因为在孔子的儒家看来，“德”和“礼”也是用来修身自律的，既然是对自己提的要求，那么“品德”和“礼貌”不也是意有所指吗？

“德”和“礼”意义不明，不同人理解千差万别，如何能用来治国？结合“德”和“礼”的语境意义的不同理解，还可以得到一个可怕的结论：

儒家很可能在披着教民向善和以礼待人的修身“品德”外衣之后，而行忠君顺从的治人之能事，当事人不仅不知道自己被套路了，还对给自己下套的君主和圣人心生感激哩。

另外，儒家还将治人之“德”和“礼”上升到了文明的高层面，“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说话直白、举止不文雅就是野蛮之表现。

《礼记》再接再厉，直接下结论：“君子无礼庶人也，庶人无礼禽兽也”，进一步将“礼”上升到了能不能为人的高度，“礼”成了文明的代名词，彻底掩盖了其背后的治人野心。

也正是因为儒家这份“表里不一”的“虚伪”，使得务实的伟人邓公对儒家如此评价：不要想着去做一个圣人，否则，自己就是一个双面人。

所以说，儒家：“直白”就是野蛮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如此一来，“虚伪”是否就是文明？孔乙己表面穿上了代表文明人的长衫，背地里却偷书卖钱，如此虚伪装出文明又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