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于宗教信仰之范畴，将佛教擢升至至高无上之地位，与此同时，亦主张三教同源且一致，于现实生活里推行三教并用之策略。他把老子、周公、孔子视作佛之弟子，实则无异于言说道儒二教源自佛教；且认定道儒二教无法使人自生死轮回中得以解脱，故而在三教之中佛教最为崇高。然而，他又觉得，于现实生活当中，道儒二教亦教导人从善，故而亦应予以提倡。

南北朝之际，三教同源之说存有两种。其一为道教的三教同源之论，其主要凭借《庄子·德充符》、《礼记·曾子问》以及西晋道士王浮伪制的《老子化胡经》，宣称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老子又西越流沙化胡，成为佛之师，由此声言道为儒佛之源；其二为佛教的三教同源之说，其主要依据乃是伪佛经《清净法行经》，此经言：“佛遣三弟子之震旦（指中国）施行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系孔子弟子）；摩诃迦叶，彼称老子。”（见于《广弘明集》卷八《二教论》所引《清净法行经》）此乃将佛教视作儒道二教之起源。

这两种相异的三教同源之说，折射出佛道争斗之激烈，虽彼此皆难以压制对方，却皆设法编纂依据以将自身描绘得比对方优越。梁武帝称老子、孔子与佛为“三圣”（《敕答臣下神灭论》），力主三教并用。梁武帝于阐释佛教教义之时，常吸纳儒家思想。他之“舍道归佛”仅表明其信仰核心之转变，实则对道家道教并非排斥。

儒家论及治国平天下，构建纲常名教，其内涵既涵盖社会政治之理论，又囊括伦理道德之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统治之思想；道家道教之中存有统治之方术与谋略，亦论及节欲养性，修仙得道既能满足统治者长生不死之幻想，又可愚弄百姓；佛教凭借因果报应来阐释与掩饰现实社会之贫富等级差异，又以解脱成佛之教义予人以幻想之寄托。三教自不同视角，以不同之方法维系与巩固封建统治之秩序。此乃梁武帝，亦是其他封建统治者主张三教一致，推行三教并用政策之现实缘由。

其后之唐代乃三教共弘之典型时代，自宋代起始，儒释道三教之大多数人均主张三教一致。南齐武帝时之司徒右长史张融，其家世代崇佛，其舅家信奉道教。其所著《门律》有专章（现存《弘明集》卷六）论述佛道二教一致。他言：“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逗意为住、留，逗极即归结之终点。意即道佛归根结底乃一致的，皆以追求永恒寂静之本体（意为道教之道与佛教之法身真如同一）作为修行之目标，仅是因要适应不同之环境与对象施行教化，其传教修行之方式才有所不同。这实质上乃是认为道佛二教于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差异乃细枝末节。基于此，张融认为道佛二教不应相互攻讦，既然二教所本相同，则世俗之人于道佛二教能够同时信奉。

宋代以降，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此说法甚能彰显儒道佛三教一致的社会思潮。三教一致之实质在于佛道二教依附儒家之纲常名教，且三教所发挥的社会效用相同或一致。于三教之差异处，则各取所需，求同存异。譬如东晋之孙绰便认为：为了治国安民，实无必要因佛教戒杀讲报应而废黜儒家惩暴止奸的各类杀罚制度。

僧人们于此方面亦主张调和。后赵之石虎以暴虐滥杀闻名，其问询何为佛法时，佛图澄答道：“佛法不杀。”石虎忧心忡忡地问道：“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岂获福耶？”佛图澄回应道：“帝王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畅达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顽愚钝无赖之徒，非教化所能迁转，有贼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睢，恣意杀害无辜，虽倾财事法，亦无解殃祸之病。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盛隆兴，福祚方能久远。”于此，佛图澄将佛教徒的绝对不杀生与世间帝王的“不杀生”之说教区分开来。

文人士大夫佛教著述的第九类乃是阐述自身对于佛教教理的理解从而自成一家之言，与学习佛理一味照搬佛经者存有差异。东汉、三国以及西晋时期，佛教初传至中国，汉地人士对于佛教之理论领会尚浅，至多也就是接纳了善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以及某些僧侣的方术。譬如汉末牟子于《理惑论》中所阐述的佛教基本教义与佛教原义相去甚远。

汉地知识阶层真正着手探讨教理起始于两晋之际对于般若学的研讨。其后在宋齐两代，涅樂学、成实论相继盛行。陈代则是般若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鼎盛之时。隋唐往后，佛教的创宗立派以及各派理论的奠定与文人士大夫大多无涉。宋代苏轼精于佛理，宋王日休的《龙舒净土文》阐释净土思想。明代袁宏道著有《西方合论》。

明代瞿汝稷精于释理，清代王船山钻研法相学，彭际清亦擅长佛理，清末杨文会崇奉法相、华严两宗，然皆为祖述佛经之人，与东晋南朝文人士大夫树立一己之言以成一派一说者有所不同。故而若要论及文人士大夫的佛教理论，自东晋南朝人士入手较为适宜。由《祐录》所记载的陆澄《法论》目录，《高僧传》、《长房录》、《唐内典录》等目录观之，两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参与佛教教理讨论者众多，以下仅就般若学、涅粲学的讨论情形作一阐述，以窥其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