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黄霑追求林燕妮，林燕妮不屑地说:“我不与有家室的男人谈情说爱。” 黄霑马上回家与妻子离婚，不料多年后，黄霑后悔不已。

一、油麻地的月光

1967年的油麻地，空气里总飘着唱片行的旋律。阿May在“丽的呼声”当助理，那天跟着老板去歌唱比赛当后勤，刚把签到簿摆好，就看见个穿白衬衫的后生挤到台前，眼睛直勾勾盯着台上。

台上唱歌的是个小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校服裙刚过膝盖，唱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时跑了个调，自己先红了脸，捏着麦克风杆抿嘴笑。台下那后生“噗嗤”笑出声，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戳得飞快，阿May凑过去瞅，见他写着：“华娃，13岁，眼睛像浸了水的黑葡萄。”

这后生就是黄霑，19岁，在电视台写文案，说话像打快板，噼啪响。比赛结束他堵在后台，拦住那叫华娃的小姑娘，手心里攥着张纸条，汗把字迹洇花了：“我叫黄霑，想……想请你去吃云吞面。”

华娃往后缩了缩，辫梢扫过书包带，细声细气地说：“我妈说，不能跟陌生哥哥走。”

黄霑挠挠头，从口袋里掏出颗大白兔奶糖，剥开糖纸递过去：“那这个给你，我不是坏人，我写歌的，以后给你写首最好听的。”

后来阿May总在唱片行碰见他们。黄霑骑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后座载着华娃，车把上挂着袋鱼蛋，一路晃悠一路唱。华娃的麻花辫换成了马尾，校服裙换成了碎花裙，黄霑的白衬衫总掖得笔挺，见人就扬着下巴介绍：“这我媳妇，华娃。”

1970年他们结婚，在红磡租了间小公寓。阿May去送贺礼，见华娃系着围裙在厨房炖鸡汤，黄霑趴在客厅的稿纸上写歌词，时不时喊一嗓子：“老婆，‘爱’字用粤语怎么唱更顺？”华娃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锅铲：“试试‘锡’啦，听着软和。”

那几年黄霑写歌红得发紫，家里的奖杯堆到墙角，华娃却总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衫，接送孩子上下学，傍晚就在阳台收衣服，把黄霑的衬衫领口一个个熨平。有回阿May撞见黄霑喝醉了，抱着华娃的腰哭：“老婆，等我赚够钱，给你买带花园的房子，让你天天晒太阳。”华娃拍着他的背，声音轻轻的：“我不要花园，你少喝点酒就好。”

1974年，华娃怀了二胎，大着肚子给黄霑煮醒酒汤。黄霑刚写完《狮子山下》，拿着唱片冲进厨房，举到她眼前：“听听！这歌能火十年！”华娃笑着点头，舀了勺汤递到他嘴边：“小心烫。”

那时候油麻地的月光总很亮，透过公寓的窗户，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没画完的水墨画。阿May以为，这画会一直画下去。

二、烧起来的情书

1975年的广告片场，空气里飘着古龙水味。黄霑作为创意总监，正跟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讨论脚本，那女人笑起来眼角有颗痣，说话时指尖夹着支细长的烟，是写专栏的林燕妮。

阿May去送文件，听见黄霑说：“林小姐的文笔，比香港的霓虹灯还亮。”林燕妮吐了个烟圈：“黄先生的歌词，才像烧不尽的野火。”

从那天起，黄霑的自行车后座空了。他开始天天泡在酒吧，跟林燕妮聊到半夜，回来时衬衫上沾着陌生的香水味。华娃照旧给他留门，端出温在锅里的粥，他却摆摆手：“没胃口。”

1976年夏天，华娃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都要扶着墙。那天暴雨，她羊水破了，给黄霑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声，黄霑的声音含糊不清：“我在跟林小姐谈事，你先叫救护车。”

华娃挂了电话，自己扶着楼梯慢慢往下挪，雨水从楼道窗户灌进来，打湿了她的裙摆。邻居张太听见动静跑出来，骂骂咧咧地帮她拦车：“黄霑那混小子死哪儿去了！老婆要生了还在外头野！”

等黄霑第二天中午赶到医院，华娃已经生了，是个男孩。他提着个果篮站在病房门口，华娃没看他，只是盯着襁褓里的婴儿，声音平得像水：“我们分居吧。”

黄霑愣了，果篮“咚”地掉在地上：“华娃，我……”

“我累了。”华娃打断他，眼神里没了以前的光，“你心里的火，烧不着我了。”

分居的日子，黄霑更疯了。他给林燕妮写了一抽屉情书，字里行间全是滚烫的话，还把歌词谱成情歌，在电台点给她听。有回阿May去他办公室，看见垃圾桶里全是揉成团的纸，都是写给华娃的道歉信，没一封寄出去。

1978年华娃提出离婚，黄霑却拖着不签字。他总说“再等等”，却一边跟林燕妮出双入对，一边偷偷去学校看孩子，躲在树后，看着华娃牵着三个孩子的手过马路，背影瘦瘦的，却很稳。

直到1987年，华娃要带孩子移民，把离婚协议寄到他公司。那天黄霑在会议室开着会，突然捂着胸口蹲下去，手里紧紧攥着那份协议，指甲嵌进纸里。最后他签了字，笔锋抖得厉害，像要把纸戳穿。

阿May收拾他办公室时，在抽屉深处发现个铁盒，里面是华娃织了一半的毛衣，针脚歪歪扭扭的，还有颗没拆封的大白兔奶糖，糖纸已经泛黄。

三、金庸见证的空盒子

1989年的香港半岛酒店，水晶灯亮得晃眼。黄霑穿着定制西装，手里捧着个丝绒盒子，单膝跪在林燕妮面前，身后站着金庸先生，举着相机要拍照。

“燕妮，嫁给我。”黄霑的声音有点抖，盒子里是枚鸽子蛋大的钻戒，“我们在一起14年了，该有个家了。”

林燕妮笑了，眼角的痣更明显了：“霑哥，你这阵仗，像拍电影。”她接过盒子，却没戴戒指，转身对记者说：“谢谢大家，不过我还没想好。”

六小时后，林燕妮在专栏里写：“黄霑爱的不是我，是‘追求我’的那个自己。他像个孩子，得到糖就想扔。”

阿May在报摊看到这篇文章时，黄霑的公司刚宣布破产。他欠了一屁股债，天天被债主追着跑，头发熬得花白，见人就躲。林燕妮搬走那天，阿May在楼下碰见她，拖着个大行李箱，对黄霑的呼喊充耳不闻，高跟鞋敲着地面，决绝得像从未认识过。

“我们性格不合。”后来林燕妮接受采访，吸着烟说，“他写情诗时像团火，可真要过日子，火就烧得人疼。他连水电费都记不清交，总说‘华娃以前会弄’——你看，他心里哪有我？”

黄霑把自己关在酒窖里，喝得酩酊大醉。阿May去看他，见他抱着个吉他，弹着跑调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眼泪混着酒液往下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华娃走了，燕妮也走了……”

地上散落着他写的歌词，有句被圈了又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阿May叹了口气，想起华娃以前总说：“霑哥啊，心就那么大，装了这个，就容不下那个了。”

四、小店的酱油香

1993年的冬天，黄霑在医院挂吊瓶，酒精肝犯了。病房门被推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走进来，递给他杯温水：“黄先生，该吃药了。”

是陈慧敏，比他小17岁，说话轻声细语，却带着股韧劲。她是黄霑朋友的侄女，听说他病了，主动来照顾。见他天天酗酒，陈慧敏没劝，只是每天带份热粥来，看着他喝完，再把空碗收走。

“你图我什么？”有回黄霑红着眼问她，“我没钱，名声也臭了，还一身病。”

陈慧敏正在给他擦手，动作很轻：“我爸说，你写《男儿当自强》时，眼里有光。”

1995年，他们结婚了，在民政局门口拍了张照。黄霑穿着件旧夹克，头发剪短了，陈慧敏站在他身边，笑得很稳。陈慧敏帮他列了张还债清单，每月还多少，记在小本子上，又把家里的酒全倒了，换成枸杞和菊花。

黄霑戒了烟酒，开始接些小活，写广告歌，给电台当嘉宾。陈慧敏陪他去债主家道歉，他低头时，她就站在旁边，手里攥着还款计划，不卑不亢地说：“我们会还清的。”

有天深夜，黄霑翻出个旧相册，里面有张华娃抱着孩子的照片，背景是红磡那间小公寓的阳台。陈慧敏给他披了件外套，没说话，只是轻轻关了灯。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华娃。”后来黄霑在采访里说，眼圈红了，“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远方才有好风景，其实手里的灯才最暖。等明白过来，灯早就灭了。”

阿May后来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的唐人街撞见家小店，卖云吞面和蚝油，老板娘系着蓝布围裙，正在给客人打包，侧脸看着眼熟。

“请问，您是华娃女士吗？”阿May试探着问。

老板娘抬头，笑了笑，眼角有了细纹，眼神却很平和：“是我。好久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

店里飘着酱油香，墙上挂着三个年轻人的照片，都是华娃的儿子，个个长得高，笑得阳光。“孩子们都工作了，周末会来帮忙。”华娃擦着桌子，语气淡淡的。

阿May提起黄霑，说他这几年身体不好，总念叨以前的事。华娃手里的抹布顿了顿，随即继续擦桌子，声音轻得像风吹过：“都过去了。”

那天傍晚，阿May坐在小店靠窗的位置，看华娃给炉子添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脸上暖暖的。窗外的夕阳落下来，把小店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段安稳的日子，慢慢铺陈开去。

而香港那边，黄霑在陈慧敏的陪伴下，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写了首新歌，叫《珍惜》，歌词里有句：“走过万水千山，才懂平凡是真。”录音那天，他唱到哽咽，陈慧敏递给他张纸巾，他抬头笑了笑，眼里的光，比年轻时柔和了许多。

有些故事，开头轰轰烈烈，结尾却归于平淡。就像油麻地的月光，亮过，也暗过，最后都融进了寻常日子的烟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