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著名评论家雷达撰文评价莫言的创作，他认为，从总体上看， 莫言是一位具有主体性、创新性、民间性、叛逆性的作家。主体性、 创新性表现在他的作品布满奇思狂想。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据说得之于“一个梦境”。《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 征意义的作品，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用文字描述 了一个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使阅读者产 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莫言还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 神和道德的作家，《生死疲劳》就是一部中国农民回归土地的深刻 反思之作。 莫言写的那些故事，根子深深扎在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那里头混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和神秘劲儿。他不光写故事，更借着这些故事，在缠缠绕绕的各种文化纠结里，琢磨咱们国家的过去、眼下的光景，还有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他站在“民间”这块土地上，不管是追问自己内心，还是在作品里琢磨人活着的意义，都透着一股劲儿——那就是不停地探寻人究竟为啥活着，以及怎么样才能看清并且真正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社会。 1979 年 9 月，24 岁的莫言告别山东，奔赴保定易县和满城交界的小山村，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彼时的莫言，内心怀揣着对文学的炽热梦想，尽管前途未卜，但保定这片土地，在他眼中充满了希望与可能。 在部队的日子里，莫言一有闲暇便沉浸于文学创作之中。他常常给保定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莲池》投稿，那些稿件承载着他的文学梦，一次次被投进邮筒，又一次次石沉大海。但莫言从未放弃，他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在文学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着。 终于，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莫言的《春夜雨霏霏》引起了时任《莲池》编辑毛兆晃的关注。这篇小说颇有 “荷花淀派” 的味道，清新的文风、细腻的情感，让毛兆晃眼前一亮。然而，初稿仍存在一些瑕疵，毛兆晃没有轻易放过，他给莫言写了详细的修改意见，退稿让其修改。莫言没有丝毫气馁，他认真研读毛兆晃的建议，反复琢磨，精心修改。就这样，稿件在莫言和毛兆晃之间来回了三次，莫言的顽强精神和对作品的执着态度，深深打动了毛兆晃。最终，《春夜雨霏霏》在 1981的《莲池》上发表，莫言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国文坛也记住了这个新人。 收到样刊和 72 块钱稿费的那一刻，莫言激动得难以自已。这笔稿费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战友们纷纷起哄让他请客。莫言满心欢喜地回到保定，买了一只最大的马家老鸡，还挑选了一瓶最贵的刘伶醉酒。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莫言的喜悦，欢声笑语回荡在营房。对于莫言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顿简单的聚餐，更是对他文学创作的肯定，是他梦想起航的见证 。此后，莫言的创作热情愈发高涨，在之后的两三年里，他又陆续在《莲池》上发表了《丑兵》《为了孩子》《售棉大路》《民间音乐》等小说，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 在保定的日子里，莫言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尽情吸收着文学的养分。《莲池》成为了他展示才华的舞台，而编辑部的编辑们则成为了他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毛兆晃对莫言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稿件的修改。他经常带着莫言去白洋淀体验生活，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在白洋淀，莫言领略到了水乡的独特风光，感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质朴与热情。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让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息 。在研讨会上，莫言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一起交流创作心得，分享读书体会。这些交流让莫言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 1983 年，莫言创作了《民间音乐》，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全新尝试。在这篇作品中，莫言不再依赖传统的写实手法，而是致力于营造主观的意象，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然而，这篇小说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毛兆晃读完后，坦言自己看不懂，而《莲池》杂志的另一位编辑钟恪民却对这篇小说赞不绝口 。当时的编辑部对于是否发表这篇小说意见不一，领导甚至提出将标题改为《民间乐师》，认为这样更通俗易懂。但钟恪民坚决反对，他认为 “音乐才是缥缈的、空灵的，是这篇小说的主要色彩，如果改了标题，就等于把莫言的作品糟蹋了” 。在钟恪民的力挺下，《民间音乐》最终得以发表。 作家孙犁读到《民间音乐》后，在《天津日报》上撰写了一篇 200 字的小文，称赞莫言的创作手法新颖。这篇评论文章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莫言前行的道路。几个月后，莫言带着孙犁的文章和《民间音乐》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正是这篇文章，让莫言得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的赏识，被破格录取 。莫言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民间音乐》，没有钟恪民老师的支持，没有孙犁先生的评论，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也就没有后来的创作成果。”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