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有6000多万头牲畜，放牧超载，难道他们就不担心沙漠化吗？   蒙古国南部与中国内蒙古接壤的戈壁地带，是沙漠化最严重的区域。这里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地表植被覆盖率不足15%。   冬春季节，西伯利亚冷空气裹挟着强风南下，将地表沙尘向南吹向中国境内。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蒙古国南部的沙尘难以在本地堆积，反而成为跨境沙尘暴的主要源头。   据气象监测显示，蒙古国境内的沙尘有70%会通过大气环流输送至中国北方，最远甚至影响到长江流域。这种“沙尘出口”的现象，导致蒙古国本土的沙尘暴危害相对减轻，从而削弱了其治理动力。   在畜牧业经济的驱动下，蒙古国的牲畜数量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近3倍。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速度达到每年1.5%，远超自然恢复能力。   山羊因其羊绒经济价值高，数量占比从1990年的18%飙升至40%。山羊啃食草根的习性，使得草场植被根系遭到毁灭性破坏，加速了土地沙化。   尽管政府制定了《草原法》，但在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监管成本高昂，实际执行效果微乎其微。牧民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普遍采用“掠夺式”放牧方式，完全忽视草场承载力。   蒙古国的沙漠化治理长期依赖国际援助，自身投入严重不足。中蒙合作设立的荒漠化防治中心，虽然在南部试点种植了10万公顷防护林，但这些绿色屏障在广袤的戈壁面前犹如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是，蒙古国70%的财政收入依赖矿产资源出口，矿业开发导致的土地破坏面积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露天煤矿开采直接剥离地表植被，矿渣堆积形成新的沙尘源。这种“资源诅咒”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值得警惕的是，蒙古国的沙漠化正在突破地理限制向北蔓延。过去十年间，中央省的草原退化面积增加了23%，首都乌兰巴托周边的草场覆盖度下降了40%。   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一趋势，蒙古国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干旱频率增加导致草场生产力下降50%。如果不采取根本性措施，到2040年，该国可能有80%的土地面临荒漠化威胁。   在这场生态危机中，蒙古国的治理困境折射出内陆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无奈。当沙尘越过国界成为区域环境问题，单靠一国之力已难以扭转乾坤。   唯有通过跨国协作，建立从源头治理到跨境监测的完整体系，才能打破“沙逼人退”的困局，这需要蒙古放弃“第三国”政策，至少要和周边国家达成起码的共识。   否则，这片曾经孕育成吉思汗帝国的草原，终将变成吞噬文明的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