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黄忠平先生发表了他的旷世奇作《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前社科院高级研究员何新出版了《希腊伪史考》，他的观点获得了大批国人的支持，也揭开了所谓“西方伪史论”的序幕。 个人觉得，古代史研究是一项高度跨学科的学术工作，光凭几本历史书、读几篇公众号文章，或者去西方国家一趟，就可以下结论，未免不够严谨。必须具备丰厚的历史、考古学知识，了解古代地图、地理、宗教、哲学等，甚至还要认识古希腊语、拉丁语，才能对历史辨别真伪。 很明显，这些伪史论者并没有如此丰厚的知识储备，他们是怎么了解原始史料和文献并得出的结论呢？ “西方伪史论”的兴起，其实是非专业学者利用公众认知缺口、选择性技术质疑和民族主义情绪构建的一套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方法”，虽披着跨学科外衣，实则存在着系统性缺陷。 我从四个方面分析一下： 一、知识来源：碎片化与选择性拼接 伪史论者极少直接使用古希腊/拉丁语原始文献，而是大量引用中文翻译的西方古典著作，比如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甚至直接从百度百科上收集资料。 例如：何新先生在《希腊伪史考》中批判荷马史诗真实性时，仅仅依据英文维基条目对抄本年代的描述，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纸草学对公元前2世纪至罗马时期数百件荷马抄本残片的考古实证。 何新先生称：“现存最早《理想国》抄本，为公元895年君士坦丁堡抄本”。但是，他回避了公元3世纪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理想国》莎草纸残片，或者是选择性遗忘。 他引用牛津实验室对希腊青铜器含锡量（12-15%）的检测数据，强调“地中海无锡矿”，却刻意回避学术界对青铜时代跨地中海锡贸易路线的研究。 这些伪史论者，常常截取西方学术争议中的边缘观点，剥离其上下文，然后包装成“颠覆性结论”。 就说“金字塔人造石”论吧，黄忠平先生引用了法国学者戴维多维茨的“地质聚合物”假说，却刻意忽略该假说已被印度裔学者通过岩石成分分析证伪了，且戴氏本人从未否认金字塔的古代属性。 从考古报告中抽取某个孤立数据，脱离整体研究框架，能得出真实的结论吗？ 二、论证方法：技术反推与逻辑跳跃 伪史论者通过构建“不可能性”来否定历史记载，但忽略了一些变量。 例如：“雅典学院3000学员，日耗粮食4.5吨 ，大于阿提卡平原承载力上限（仅可负担800人规模）”。 但是，他们忽略了雅典依赖黑海粮道及城邦市场供应体系。 “莎草纸从埃及运至雅典后，损耗率达到60%，而柏拉图学院年需30吨 ，大于埃及出口能力”。 这明显混淆了“教学用纸”与“典籍抄本”场景，况且羊皮纸、蜡板才是学院日常的书写载体。 “雅典远征西西里时，需要134艘战舰和2.7万名划桨手，而>整个雅典的成年男性尚不足3万 ”。 这就是无视盟邦水手的占比了，修昔底德明确记载，只有35%为雅典公民，其他都是雇佣兵。 这类的论证，将复杂历史系统简化为单一参数的数学题，忽视了古代社会的弹性适应能力。 三、学术缺陷 伪史论者将文献传承中的合理质疑偷换为“全盘伪造”。例如：何新强调现存荷马抄本最早为10世纪威尼斯本，却对埃及出土的650件公元前2—公元7世纪荷马纸草残片视而不见。 他们一方面用现代标准否定西方古代成就，另一方面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大地湾遗址的类似技术却视为文明辉煌的象征。 当文字记载、考古遗存、科技分析结论冲突时，伪史论者只采信可支持其预设结论的证据。 例如：承认帕提亚帝国银币含锡量（8-10%）证明中亚冶金先进，却否认同期希腊银币（含锡5-7%）的检测数据可靠性。 四、伪史论兴起的因素 首先，是民族主义叙事的需求 《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开篇即强调：“前2000年东方绝对领先西方”，将历史解读转化为文明优越性的证明。这种“挺直腰板学习强者”的修辞，迎合了公众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拨心理，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其次，是自媒体时代的碎片化传播 伪史论观点常以“颠覆常识”的标题（如《希腊伪史考》序言：“古希腊一切典籍均系伪造”）在社交平台传播，其结论的绝对性比学术界的谨慎表述更易吸引流量。 何新博客文章被汇编成书的过程，实为从情绪宣泄到“伪学术包装”的转变。当专业学者指出其古希腊语能力缺失时，何新反驳道：“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将技术争议上升为意识形态对抗。 客观的说，尽管伪史论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但西方考古界确实有作为的动机和事实，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他们倡导的“欧洲中心论”。 但想批驳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无可挑剔的事实，若脱离多学科协作与语言根基，任何所谓“颠覆性发现”终将沦为学术义和团式的自说自话。 盲目地贬低别人，并不能真正地提升自己。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孙子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西方值得研究，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