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大学教授何家庆来到深山调研。在调研期间不一定能吃上饭，由于太过饥饿，不得已向村民讨要饭菜。不料，村民居然端来一碗猪食，万万没想到，何家庆不仅接受了，他还泪流满面的吃了起来。

很难想象，这个瘦到脱形、衣衫褴褛的人，是安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何家庆。他肩上那个洗到发白的帆布包里，除了几页笔记，就剩一张折角的地图。村民们看他的眼神，从好奇到敬佩，最后都管他叫“何老师”。

1949年的安庆码头，何家庆的母亲早逝，全家就靠老爹拉板车过活。父亲的腰被压弯了，可一个念头没弯：“娃啊，有书念才有出路！”就这样，他硬是把儿子送进了学堂。

何家庆也懂事，上学靠助学金，放学就帮爹拉车、捡破烂。后来考上安徽大学，学费又成了天大的难题。还是老师同学你五毛我一块，给他凑齐了钱。父亲攥着他的手说：“要记得帮过咱的人。”这句话，从此就刻在了他心里。

大学毕业后，何家庆留校搞植物学研究。可他总觉得，这些花花草草不能只待在标本馆里，得能让山里人吃上饭才行。一查资料，他心里“咯噔”一下：偌大的大别山，植物资源竟然没有一次完整的普查。

可如果想要去调查，得要钱，但是钱从哪来，八十年代，大学老师一个月工资几十块，进山一趟却要上万。他跟自己较上了劲，结婚没添一件新衣，靠着咸菜馒头硬是攒了六七年，攒下三千多。

临行前，老父亲颤巍巍地捧出一个木盒子，里面是四千多块钱的一毛两毛，还有一张烟盒纸，写着：“共产党供你读书，要对得起人民。”

1984年春天，何家庆背着帆布包进了山，翻了三百多座山，不知蹚过多少河。他被蚂蟥咬得满腿是血，也曾摔下山崖被猎人救起，暴雨天只能和牛挤一个棚，有一次，他看老乡把桂花苗种在背阴坡，又对着满山的猪草发愁没饲料，才猛然惊醒：山里人不是懒，是没人给他们指条路。

而他的考察报告，很快就获得了国家领导的批示。也正是在大别山，他认准了一种作物魔芋。这东西耐阴耐瘠，产量高，能吃能入药，简直是给贫困户量身定做的，光有成果不行，得有人手把手地教。1990年，他被派到绩溪当科技副县长，这下轮到当地人看傻眼了。

一个县长，蹬辆破自行车到处钻山沟，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他办“野草展览会”，让乡亲们第一次知道脚下的杂草也能换钱；看蚕农亏本，他卷起裤腿蹲进蚕房教技术；洪水来了，他蹚着齐腰深的水帮人抢救桑苗，还把自己的出差费都垫了进去。

他自费引种的魔芋大获丰收，几百户人家因此挣到了实实在在的票子。他离任那天，乡亲们把路都堵了，送他一面“焦裕禄式县长”的锦旗。

他早就听说西部山区比大别山更穷。1998年春天，50岁的何家庆给家里留了封信，揣着全家两万七的积蓄就“失踪”了。他要一个人，徒步考察八个省的贫困山区。

三百多天里，他在西南的深山里翻山越岭，走坏了十几双胶鞋，满脚是血泡叠着血泡。饿急了，他真就蹲在猪圈旁吃过馊掉的糊糊；被矿老板抓去当苦力砸石头，好不容易逃出来又遇上山洪。

路上被抢了两次，丢了四千多块钱，他只是把裤腰带捆得更紧，继续往前走。起初，山民当他是骗子，他就蹲在土坡上教孩子们认字。慢慢地，大家信了。看他累倒在草垛上，有人会咬牙杀了家里下蛋的母鸡给他熬汤；看他腿肿得走不动，几个后生会轮流背他过山梁。

这个大学教授一路讨饭回到家，一百多斤的人，瘦得只剩八十斤挂零，更糟的是，医院查出他得了癌症。他却很平静，让家人录下视频：“眼角膜没病变，给山里娃留着。”医生红着眼圈说，教授全身也就这器官还能用了。

六十多岁，他又盯上了栝楼。这种藤蔓，在中药和食品市场都是宝贝。他再次一头扎进江淮丘陵，建示范田，写专著，自费申报专利。他说自己不图名利，就图“农民能把荷包鼓起来”。

2019年秋天，何家庆走了。可他种下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大别山的药材、绩溪的魔芋、西南山沟里新起的小楼、江淮丘陵的栝楼产业，都成了他活过的证明。

在他去世后，贵州、云南、四川的山村里，许多人家会在祠堂为他点上蜡烛，贴一张白纸，上面就写着“何老师”三个字。有老人回想起当年那碗猪食，眼含热泪地说：“咱给得起的，只有这点，还好他肯吃。”

何家庆手写的教材，至今还贴在村委会的墙上，油迹斑斑，没人舍得撕。他教的是如何在石头缝里蹚出一条路，如何把知识变成饭碗，变成孩子们的学费，变成山里人日子里的底气。

何家庆教授的一生做到了他年少时立下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是何教授经常放在嘴边的话，对此我们只能用一个过去我们很熟悉现在已经很少提及的词，那就是“革命的傻子”，千言万语，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铭记，现在有很多“何家庆”在为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信源：央广网——一本日记 走近“布衣教授”何家庆；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儿女英雄传丨脚下有泥何教授 心中无我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