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心里其实挺矛盾。他明白乡下这地方，老一套的东西再好，也扛不住要变。太封闭了不行，得打开门，跟上改革的步子，不然老落后挨欺负。可这大门一开，外头的新东西涌进来，跟屋里头的老规矩老情义就撞上了。老理儿讲的是重情义、讲名声、安分守己；改革讲的是搞活经济、发家致富，有时候就得有点闯劲儿，顾不上那么多条条框框。 可现实摆在那儿，挡都挡不住。农村正赶上改革的大潮，哗啦啦地冲过来，什么都变了。浩然眼睛亮，看得清楚，老农民的毛病他也知道不少。有些脑筋转不过弯，死守着老黄历，关起门来过日子，外面天翻地覆也好像跟他没关系，这种闭塞落后是真耽误事儿。更让他心里头堵得慌的是，改革这股大风一吹，吹散了人心，吹乱了好些事儿。以前那种一家有事百家帮的乡情味儿淡了，有些人的心歪了，干出些伤风败俗、缺德冒烟的事儿。看着这些变化，浩然愁得不行。他骨子里恋着那股子老味道，怕它被这股潮流冲得一干二净。 这一撞，就把乡土农村夹在中间了，动弹不得，左右不是滋味。浩然自己心里头也拧巴。他当然是想守住那些老的传统伦理道德、乡土情义，像护着宝贝疙瘩似的。可他眼看着眼前这轰轰烈烈的改革架势，心里直打鼓：这老路子，还能走多远？他自己都承认，对农村里这些新变化，他瞧着别扭，浑身不自在，脑子有点懵，浓浓的忧虑塞满了胸口。 话说回来，浩然也不是老顽固。他对改革本身，是举双手赞成的。看看他写的田保根、窦云鹏这些年轻人，就是新冒出来的农村英雄，敢想敢干，奔着新路子走。写这些人，说明浩然是支持改革的。但问题出在哪儿呢？浩然自己也搞不太明白这个新时代到底是个啥样儿。他对这股子时代洪流的认识，有点跟不上趟，也有点看不透。所以他笔下这些所谓的“新式英雄”，到底能有多大分量，在变了的农村里能起啥作用，该把他们摆在啥位置上，他自己心里也没个准谱，写得有点模糊不清，摇摆不定。他自己也陷在这种矛盾里拔不出来。 回头看看浩然在新时期，比如写这几本书的时候，农村早不是他早年写《艳阳天》、《金光大道》那会儿的样子了。当年那股子热火朝天的合作化运动声势，书里再也找不到了。社员们那种为了集体事业拼尽全力的豪情壮志，也像退潮的水，没了影踪。书里描绘的场景，不再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大场面，而是换成了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他镜头一转，对准了普通农户家里头，看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小日子是咋过的。 他关心的不再是“大队”、“生产队”那个大集体，而是聚焦在张三家的院子、李四家的炕头。故事就发生在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身上，讲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起伏，描摹农村日常生活的千姿百态。在农村经济改革这个巨大的背景下，浩然笔下的农村，没有了早期作品里那种扑面而来的“明朗”气息。阳光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不再是金光灿烂。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崭新的、复杂得多的农村景象——有点陌生，有点混乱，甚至有点让人心里发慌。 为了守住心里头这点念想，抓住那股快要散掉的老味道，浩然在《乡俗三部曲》这几本书里，花了大力气去摸索、去描绘那些传统的民间风情，去挖掘农民骨子里那份淳朴的本性。他觉得，只有把这些写透了、写得活灵活现，才能让这些宝贵的精神玩意儿留下来，像影子一样跟着人们活下去。 往前倒几年，思想解放的苗头刚冒出来，改革的锣鼓刚敲响，浩然的笔还没完全转过来。像《山水情》、《赵百万的人生片断》那会儿，他被极左思潮框得太久，脑子还有点僵，创作的思路没完全打开。写的字里行间，还能闻到过去那个时代的味儿，带点旧框框的痕迹。等到了写《乡俗三部曲》、《苍生》、《迷阵》这几本，他才算真正把笔锋彻底转了过来。他的劲儿全使在琢磨人性上了，挖得深，也特别关注人物命运咋被时代这个大浪头抛来抛去。 就拿《乡俗三部曲》来说，故事就围着王金环和她男人、闺女转。不幸从天而降，男人撒手走了，留下孤儿寡母在乡下苦苦挣扎。庄户人家，没个壮劳力下地干活，那日子是真难熬，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也未必能糊住口。王金环就带着闺女，咬着牙熬着这看不见头的苦日子。书里写她怎么当妈，怎么像个顶梁柱一样撑起这个破碎的家，那股子坚韧劲儿，让人心疼也让人敬佩。母女俩相依为命那份浓浓的亲情，在艰难的日子里显得格外珍贵，像寒冬里的一炉火，暖人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