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关于金光大道》中写道：一度被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作者浩然也理直气壮，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曾经看似“高大全”，实则“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经很难招徕今日之看客。 笔者认为艾青的这种说法才是真正“令人费解”。因为从不曾在哪一本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把《金光大道》“钉上文坛耻辱柱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如是说：谌容的《万年青》和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他们在作品中较生动地描写了在建立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斗争中农村各阶层各色人等的精神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人物性格也比较鲜明。” 笔者认为说这部作品“再度粉墨登场”,也与事实有背，这部重新“登场”的作品，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没有“再度粉墨”。说“高大泉”“超凡脱俗完美绝顶”,也与人物形象不符，高大泉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物。说这种“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很难招徕看客”,也不过是一厢情愿，一次发行几千册，在当今的时代比许多新作的发行量大，这个事实总不能不承认吧？ 浩然过往的创作深受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就像一场暴风雨，时而将他推向巅峰，时而又将他卷入低谷。而文学话语的转变，则像是一场悄无声息却又影响深远的变革，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和方向。 浩然面对新时期初期文学界对自己的批评，一开始的反应是难以接纳。他就像一个执着于自己作品的孩子，不愿意听到别人对自己“宝贝”的否定。他为自己的代表作《金光大道》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金光大道》里展现的生活情境和人物，都是他从五十年代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的。那些故事，都是当时农村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他举例说，书里写到的农村合作社的建立过程，就是他当年在农村深入生活时亲眼所见的。农民们为了摆脱贫困，走集体化的道路，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出谋划策，一起挥洒汗水。他把自己看到的这些真实场景和人物形象都写进了书里，怎么能说这些是假的呢？“ 除了为《金光大道》辩解，浩然还对当代文学史上一些评论家和他们的评论表示了不认可。他觉得这些评论家太过简单地对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予以了否定。他说：“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来论述作品，不像独立思考的见地，倒似人云亦云的学舌，甚至靠猜度当今的政治气候、窥测某些脸色为依据，给我和我的作品做结论。” 他觉得这些评论没有真正从作品本身出发，没有考虑到作品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就像《艳阳天》，那本书里描绘的是农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种种变化，有喜悦，也有矛盾。书中的主人公萧长春，一心为集体，带领着乡亲们克服重重困难。可在一些评论家眼里，却只看到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影子，而忽略了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农村生活场景。 浩然的长篇小说《山水情》就是他“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成果。这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浩然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他深入农村，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过去的反思都融入到了这部作品中。小说出版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可。这也让浩然更加坚定了自己重新出发的决心。 浩然开始了全新的奋斗历程，他决心从自己的经验和艺术创作实践出发，以此对以往的错误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思考未来的道路该怎样走，从而对社会、对过去达到重新认识的目的，开启一段崭新的创作征程。这段期间，浩然开始着手进行三件事情。 首先，他回到了农村生活基地。这就像一只候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和踏实。他跟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他们围坐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人说起当年大集体生产时的热闹场景，大家分工合作，有的耕地，有的播种，有的施肥，虽然辛苦，但心里都充满了希望。浩然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 其次，浩然开始浏览世界名著，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他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经典之作。他读《战争与和平》，被书中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所震撼；他读《哈姆雷特》，感受着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他读《百年孤独》，惊叹于作者神奇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叙事手法。他一边读，一边思考着这些作品和我国创作现状的不同之处。他发现，国外的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和主题表达上都有着独特的魅力。 再次，浩然把自己出版的作品，逐一地看一遍。这就像一个画家在回顾自己的画作，他仔细地审视着每一部作品，结合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新认识，默默地对自己走过的足迹评长论短。他看着自己早期的作品，那些充满着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虽然有些稚嫩，但却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