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汤恩伯下令长江防线守军撤退，第4军军长王作华大骂说：“汤司令前几天还在吹牛皮，说要和共军作战，今天突然让撤离，这是准备把部队都送掉吗？” 王作华是广东罗定人，黄埔军校二期炮科，后又在“陆军大学”第四期进修过，他既属于粤系所看重的人，又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 1948年，王作华出任第四军军长。第四军在北伐中名气很大，被称为“铁军”，在抗战中，该军划归第九战区序列时，在战区长官薛岳的关照下，优先补充，长期充任预备队，打得硬仗不多。 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第四军被薛岳派去防守长沙，不料因举措失当，仅三天就被击溃，导致长沙沦陷。战后，军长张德能被暴怒的老蒋下令枪决，第四军也因损失惨重，实力大不如前。 抗战胜利后，第四军被调去徐州绥靖公署，不久后蒋军整编，第四军番号变为整编第四师。徐州绥靖主任又是薛岳。在薛岳的再次照顾下，整编第四师遭遇的战事不多，损失较小。 1948年，蒋军取消整编番号，第四军番号恢复，在薛岳、余汉谋等粤系大员的推荐下，王作华出任第四军军长。 此时的第四军，尽管不是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但其所辖的三个师（59师、90师、102师），已部分换装美协，余部都是日械，火力并不差，兵员也较为充足。 三大战役后，老蒋眼见解放军渡江在即，在以退为进，选择下野前夕，委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四十余万部队，防守长江东段。 归汤恩伯指挥的部队，看似不少，但不是歼灭后重建，就是新组建或已残部不堪的部队，四十来万兵力，竟然有七十多个师的番号，其成色和缺员程度可见一斑。 第四军在江防部队中，属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毕竟是仅有的几只，建制完备的军。汤恩伯将第四军部署在铜陵至荻港一线。 汤恩伯在军事会议上，对王作华说：“第四军是精锐之军，所防守的区域，江面看似宽阔实则暗流汹涌，易守难攻，王军长，一旦开战，务必坚守阵地两周以上。” 王作华表面应承，其实心中没底，第四军看上去一副“精锐” 的模样，实则军心涣散，士兵中流传着 “打不得、守不住、逃不掉” 的悲观论调。 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陈兵江北，摆出雷霆万钧之势。而汤恩伯向老蒋吹嘘的，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看似绵延千里，实则漏洞百出。 汤恩伯将主力集中在南京、上海方向，对铜陵至荻港一线部署的大都是战斗力不强的部队，稍有战斗力的，也有一个第四军。 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中集团率先发起攻势，先头的突击团仅用十几分钟就突破鲁港防线，撕开江防缺口。 第4军59师在荻港遭遇解放军渡江部队的猛烈攻击，部队陷入混乱。 此时，坐镇芜湖的汤恩伯面对防线的迅速崩溃，惊慌失措，发布的命令前后矛盾。到了22日，汤恩伯见大势已去，下令全线南撤。 蒋军的江防部队，不少已被解放军包围、分割，汤恩伯的这个命令，使得本就士气低迷的蒋军，彻底失去斗志，官兵纷纷四散奔逃。 王作华在接到汤恩伯发来的 “十万火急” 的撤退电令后，气得大骂说：““汤司令前几天还在吹牛皮，要抽几个军渡江和共军作战，今天就下达撤退命令，真是开玩笑。现在全军撤退，没有一个军担任掩护，离上海近的跑掉了，远的都要吃亏。” 在撤退命令下达后，第四军的撤退很快就演变为各自为战的溃败，由于缺乏统一调度，二万多官兵向各个方向乱跑，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 第四军的主力师90师，在由江苏镇江向安徽广清县逃跑途中，被解放军追击部队歼灭，师长唐连被俘时，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还装着 “死守长江” 的作战计划。 其余两个师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大部或扩散或遭歼灭。 全军覆没的第四军，成为渡江战役中被歼灭的最大编制部队之一。 军长王作华带着几百残兵逃回了南京，在南京解放前夜，他又带着少数亲信跑去了广东。 此时，广东省主席是薛岳，广州绥靖公署（后升格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是余汉谋，在这两人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军重建，王作华继续当军长。 广州解放前，薛岳去了海南，担任防守总司令，他很快发布调令，将重建的第四军调到了海南。 1950年，海南解放时，岛上的蒋军大部撤逃去了台湾。第四军非老蒋的嫡系部队，且又属于重建的三流部队，因此撤台后没多久，便被取消了番号，这支曾经的 “铁军”，最终在历史的浪潮中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