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幽禁七年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拥立下重登皇位。看似荒诞的背后，是朱祁钰执政八年中积累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 八年前（1449年），土木堡的狼烟未散，瓦剌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鉴于皇帝朱祁镇已成了瓦剌的俘虏，朱祁钰在孙太后与于谦等大臣的拥立下仓促即位。 由于朱祁镇尚在人世，朱祁钰在即位之初，为换取朝臣支持，与孙太后达成妥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可在朱祁镇内心，显然不认可朱见深这个太子。 景泰三年，朱见济的诞生让朱祁钰看到了希望。他在乾清宫召集内阁，直言要更换太子。 内阁首辅陈循默不作声，次辅高谷开口说：“陛下即位时，与太后有约在先，太子既然无过，不应更换。” 话未说完，朱祁钰猛地拍案：“难道朕的儿子，就不能继承大统？” 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冒死进谏：“陛下践祚之初，昭告天下立见深为储，今无故废之，何以服天下？” 朱祁钰震怒，将章纶投入诏狱严刑拷打。 御史钟同随后也上书，言辞更为激烈：“上皇北狩，陛下受国，非私天下也。若弃前约，恐遭天谴！” 随后，钟同同样被施以重刑。朱祁钰的这种高压手段虽暂时压制了反对声浪，却在朝堂埋下了深深的裂痕。 更致命的是，朱见济夭折后，朱祁钰陷入了两难境地。复立朱见深，意味着承认自己此前的错误；另立他人，又无人能服众。朱祁钰选择了拖延，试图等待新皇子的诞生。然而，这一拖，便拖出了权力真空，给了野心家可乘之机，成为后来发动“夺门之变”的直接诱因。 朱祁钰登基后，重用的于谦、王文等大臣，这些人并非朱祁钰的附庸，是有自己想法的。 比如，当朱祁钰执意更换太子时，于谦虽未公开反对，却在私下对亲信说：“此事有违天道，恐生变故。” 这种微妙的态度转变，预示着君臣之间的信任已出现裂痕。 从另一方面来说，朱祁钰缺乏只效忠于自己的班底，虽当了八年皇帝，但并未培养出几个心腹，这就导致在他重病卧床时，对朝政的控制度大减。 对比之下，武将集团的失控更为致命。石亨作为北京保卫战的功臣，被封为武清伯，手握京营兵权。 但随着权力膨胀，石亨与于谦的矛盾日益加深。石亨多次请求提拔亲信，均被于谦以 “用人当循公议” 驳回。 景泰七年，朱祁钰病重，石亨入宫探视时，看到皇帝病入膏肓，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等待未知的新君，不如拥立旧主，换取从龙之功。 此时的朱祁钰，并未能察觉到石亨等人的异动。他一方面忌惮石亨的权势，试图削弱其兵权；另一方面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只是将其调离重要军职。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彻底将石亨推向了对立面。 如果是个有雷霆手段的皇帝，比如朱元璋、朱棣这类，石亨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可朱祁钰犹犹豫豫，既想削弱石亨手上的兵权，又畏手畏脚，导致石亨在惊惧之下，铤而走险。 其实朱祁钰真要对付石亨，并不费事，一纸诏书即可，以明朝的军事架构，在惩处的圣旨下发后，石亨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 优柔寡断的朱祁钰，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在处置朱祁镇时，犹豫不决的态度。 朱祁镇被幽禁南宫后，朱祁钰最初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甚至命人砍去南宫周围的树木，以防有人攀援而入。 但随着时间推移，朱祁钰的警惕性逐渐松懈。宫中的太监高平与朱祁镇暗中勾结，通过传递食物的机会，将外界消息带入南宫。朱祁镇虽身处囹圄，却对朝堂动态了如指掌。 明朝有东厂、锦衣卫等机构，尽管为人所诟病，但却时常可以给皇帝提供情报。可在朱祁钰在位期间，这些机构形同虚设，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就连近在咫尺的南宫所发生的事，朱祁钰竟然都是一无所知。 在处理朱祁钰及其昔日亲信时，朱祁钰既没有采取斩草除根的手段，也没有像宋高宗对待徽钦二帝那样，严防死守。 朱祁钰天真地以为，只要将朱祁镇幽禁起来，就可以高枕无忧，直到病重之际，他依然没有对朱祁镇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反而将精力放在寻找名医上给自己治病上。 朱祁钰的这种做法，并未给自己落下好名声，反而因软禁“先帝”，引起非议，这是典型的做坏事做了一半又缩回去，但骂名一点都没少挨。 当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时，朱祁钰正在病榻上辗转反侧，听到奉天殿传来的钟鼓声，他问周围的人说：“这是于谦吗？” 周围的人说：“不是，是太上皇。” 朱祁钰说：“哥哥做皇帝，好，好，好。”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朱祁钰的第一反应都没有怀疑到朱祁镇、石亨等人身上，可见识人不清和警惕性差到何种程度。 朱祁镇夺位后，在朝堂之上对大臣们说：“弟弟的病好多了，可以吃粥了。” 大臣们听后，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朱祁镇的手段可比朱祁钰硬多了，不久后朱祁钰暴死，根据史学家考证，极大可能是被朱祁镇派人勒杀的。 之后，朱祁镇下诏指斥朱祁钰“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并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可朱祁镇也不想一下，若不是这个弟弟手下留情，他又怎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