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3万红军3年后仅余2千！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

不过，虽然主力被迫离开，但是对于中央苏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并没有决定放弃，红军也没有都离开。

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分别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以项英为司令兼政委的中央军区。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多少？

当时，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分别是为以周建屏为师长、杨英为政委的红24师，以及独立3团、7团和11团。

当时，作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唯一一支师级红军部队，红24师下辖70、 71 、72三个团，全师约2000余人。而三个独立团，每个团兵力约1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就在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总兵力，只有5000人。

当然，除了中央军区直辖的红24师和三个独立团之外，隶属于中央中央苏区的5个军区，也分别辖有部队。

例如，江西军区有4个红军团，赣南军区留守的是独立六团和军区教导营，杨赣军分区有独立13团，福建军区有独立八团和独立九团，闽赣军区则有高达4个独立团，分别为独立12团、17团、18团和19团。

除了这些中央苏军区及各分军区所辖的红军部队之外，根据红军的优良传统，红军根据地每个县都有独立营、保卫队、赤卫队等地方部队。所以，除了8.6万离开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外，留守红军总兵力高达3万余人。

然而，这3万人多数都是枪支很少的地方部队。有较强战斗力的红军主力部队，除了红24师及几个独立团之外，主要就靠归队的伤员。

当时，由于战斗激烈，情况又十分紧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时，不得不留下了7000多名伤病员。经过短暂的治疗，约有3000多名伤员出院归队。

这些人都被分到了各部队之中，而剩下的4000多名未能出院的伤员，由于情况越来越紧急，不得不将其分散安置在了瑞金、会昌、于都等革命群众家中。

对于留守的大部分红军部队而言，最艰难的不仅仅是5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还在于情报的劣势——对于主力红军的长征离开，他们完全不知情。

1934年10月，中央决定离开根据地时，当时主持工作的博古规定：为了保密，必须得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湖南以后，才能向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的消息。

而且，临时中央还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了留守部队必须坚守的阵地。

也就是说，在兵力极为微薄、武器弹药极为匮乏、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之下，留守的红军部队不但要远超自己的敌人作战，甚至还无法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只能坚守阵地，与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敌人进行阵地战。

正是因为博古临走前的这一道命令，使得留守红军部队被敌人绝对的优势兵力包围在一个狭长的三角地带。留守红军部队随时面临被敌人彻底包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危机急的形势之下，坚守阵地，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后，陈毅在中央分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项英面对极为严峻形势的局面，选择接受陈毅的意见，决定突出重围。

1935年2月，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上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开始分散突围。由于被敌人重兵包围，根据地受破坏极为严重，敌人又有绝对优势兵力，所以，突围从一开始就十分惨烈。

由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孚善率领的一个营红军及工作人员400余人，在突围后不久就遭遇粤军的包围，队伍被打散。王孚善率领50余人突围到梅州地区后，再次遇到敌人阻击，最终壮烈牺牲。

率领红24师4个连突围至闽西长汀等地的陈潭秋、谭震林情况好了许多，他们成功地突破重围到达永定，与在此地作战的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会合，并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续领导闽西红军的游击战争。

相比之下，同样各自率领红24 师4个连的王金祥和李天柱，则运气要差很多。他们在突破敌人重重围堵之后，虽然成功达到了寻乌地区，但是部队损失十分严重，8个连只剩下20多人。

率领红71团突围的中央军区参谋长兼71团团长的龚楚，率部从于都南出发后不久，就被粤军余汉谋部一路围追堵截，幸运的是，红71团仍突出重围，并转战湘南一带。然而，龚楚却最终叛变投降，成为了一名叛徒。

当时，留守中央苏区并率部突围的，还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突围时，毛泽覃率领一个连的红军部队，计划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由于部队实力太小，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所部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毛泽覃不幸牺牲。

除此之外，还有率领独立7团到闽赣省和宁都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李才莲，率领赣南军区独立六团、省委、省苏维埃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等2000余人突围的赣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蔡慧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

这些分散多路突围的红军部队，大部分在突围中被敌人打散甚至全军覆没，即便突围成功也损失惨重，不得不在各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苏区最后突围的是项英、陈毅。1935年3月，在各突围部队都离开于都南部地区后，项英、陈毅、贺昌等人决定率红24师红70团穿过封锁线，突围至福建长汀地区。

当时，红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被编为4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由项英、陈毅率领，第三大队大队长由红24师师长周建屏率领，而第四大队，则由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担任大队长。第4大队也是担任最危险任务的部队——他们奉命担任掩护其他部队突围。

突围战打响后，第一、第二大队虽遭遇重重祖国，但在第四大队的掩护之下，仍顺利突出重围。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四大队在与敌人的作战之中大部分牺牲，仅有大队长袁血卒等几个人幸运的突出重围，最终他们辗转去了上海。

而第三大队同样在突围战中损失惨重，在突围战时，时任中央分局委员的贺昌在战斗中受伤，被敌人包围，他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红军万岁，举枪自尽。红24师政委杨英在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只有红24师师长周建屏等少数人突出重围。

周建屏在突围之后，与寻乌南部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独立三团会师。不过很快，周建屏因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得不离队，辗转秘密送入上海医治。

1936年，周建屏到达延安。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周建屏曾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然而，在1938年，在冀中地区作战时，因旧伤复发不幸去世。

率领第一、第二大队的项英、陈毅虽然有掩护部队，但突围也极为艰难和危险。由于敌人早已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突围过程中，项英一度与陈毅失去了联系，部队被打散，项英带领部分部队辗转多地后，才最终幸运的与陈毅会合。

会和后，项英、陈毅率领的部队只剩下了100多人，但即便如此，依然被敌人重兵围剿。为了减轻目标，项英、陈毅命令100多人分散向湘赣边突围。

伤员由于实在无法带走，被安置在老乡家中。最终，项英、陈毅化妆成当地百姓，在当地党员的带路之下，顺利到达了信丰油山地区，与在此地坚持游击战争的赣闽边特委会师。

而突围不过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而已。在这之后，国民党开始调集重兵，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残酷围剿。

当时，位于南方的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失守，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损失惨重。而坚持下来的，则在党的领导下以游击战的方式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根据地虽然沦陷敌手，但依然有大量坚持抗争的红军和党组织。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致分为4个游击区，分别为项英、陈毅、蔡慧文等人所在的赣粤边游击区，坚持在瑞金、瑞西、西江等多地的闽赣边游击区。由陈潭秋、邓子恢、谭振林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以及坚持在福建广东交界处的闽粤边游击区。

这四支主要的红军游击队，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到1937年下半年，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还有多少兵力呢？

项英、陈毅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到1937年7月，还有300余人。由三支游击队合并的汀瑞游击队，也发展至300余人的规模。

闽西游击区则是各游击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在邓子恢、谭震林的率领之下，闽西地区的游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时间保持千人以上的规模，到1937年7月时，闽西游击队仍保持1300余人的规模。

而闽粤边游击区，虽然在1936年底一度发展到1300余人的规模，游击区也大大扩张，但是在敌人的围剿之下，到1937年下半年被编入新四军时，只剩下300余人。

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留守在根据地的1.6万余红军将士和上万名游击队员和伤员，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坚持革命斗争之后，在1937年末改编为新四军时，只剩下2200余人，不足留守红军的十分之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即便2200余人的规模，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趁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围剿的有利时机迅速扩张的。

以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为例，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之下，最少时闽赣边各红军游击队只剩下30余人。1937年1月，由三支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汀瑞游击队，也不过只有100多人。

所以，留守根据地的3万多红军将士，90%以上牺牲在了战场上。其损失之惨重，还要超过长征路上的红军主力部队。

也因此，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的专家刘勉钰教授，曾这样评价红军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闽西南游击区为何能保住20万亩土地的土地革命成果？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在白色极其恐怖的闽西南，领导闽西南军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使红旗在闽西南不倒，使闽西南成为南方8省15块游击区中最重要的一块。

1937年，方方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闽西南军民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又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依靠群众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8个主力师，还有壮丁队，总共10余万人，对留守在闽西的红二十四师一部分、红八团、红九团及闽西游击队进行空前的大规模“清剿”。

为了阻断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推行保甲制度，就是一村编为一保，十户编为一甲，居民外出或移居，都要得到保甲长允许，有外客来要向他们报告。并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对人民群众实施白色恐怖。因连坐法，一些村庄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村，连伪保甲长也被处死了。为了破坏党与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敌人还经常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冲进村庄烧杀抢掠，或者以红军游击队的身份到群众家叫门，如果群众开了门，就会以“通共”的罪名被处死。

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敌人还采用“抽水捕鱼”的办法，采用“移民并村”的方式，烧掉山区50户以下的小村庄，把群众赶到大乡镇上居住，并高筑围墙，用以限制群众外出的自由，外出办事的群众，必须持有“良民证”。此外，还逼迫群众组织壮丁队，专门跟踪红军游击队。

为了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中，敌人还严格限制集市买卖，凡是接近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的商店，采取按照人口购物，多购者以“济匪”罪治罪。

受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的委派，1934年底，张鼎丞率领一支10余人的小分队离开赣南，他们昼伏夜行，冲破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重封锁，1935年2月，回到永定。

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是张鼎丞的出生地。当留守闽西的游击队员得知张鼎丞回来的消息后，纷纷与张鼎丞取得联系，要求张鼎丞担任他们的领导人。面对闽西地区异常严峻的革命形势，在红八团、红九团领导干部大会上，张鼎丞指出：“今后斗争环境将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要坚决依靠群众，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人民就会坚决拥护我们。”张鼎丞提出的“紧密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提议，得到了参会同志的认同，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被推举为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5年3月，从江西突围来到福建永定的红二十四师一个营，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师。在赤寨村召开的闽西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继被推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在赤寨会议上，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明确提出：“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红八团、红九团和各地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牵制敌人’向苏区进攻，而是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坚持游击战争。”

对于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及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张鼎丞也做了明确的指示，就是在开展游击战的前提下，做到“‘分散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于游击地区的反动派，必须区别对待，瓦解敌人。地主、富农以及自首分子中勾结反动派破坏革命的要镇压，其他的不能因为他是富农、地主，过去逃跑出去，现在回来，就乱抓乱杀。只要他们没有反对我们，不能抓他、杀他。我们要争取他们做‘两面派’，守中立，保护群众，掩护群众，掩护我们，以便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

保护土改成果，赢得人民的支持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闽西后，当地外逃的地主豪绅也纷纷回乡，夺回土改时被农民分去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无田可耕，加上又被地主豪绅催租逼债，一时间，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保卫中央苏区时期的土改成果，让闽西人民拥有土改分得的土地，已成为张鼎丞为代表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最迫切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土地问题更应领导群众坚决反对收回土地，反对起耕，杀死首先收回原耕、首先起耕的地主、富农及其走狗”，针对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催租逼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针锋相对，并提出了“武装保卫土地”“反对收老租逼老债”的口号。

与此同时，在红军游击队配合下，闽西各区乡农民也掀起了保田斗争。1935年1月，国民党在白砂建立起反动政权，强迫当地农民重新登记土地，党组织发动农民拖延土地登记时间，红军游击队趁机捕杀了地主刘敏钦，还广为散发了印有“要收回土地者杀”的传单，一时间，白砂地区反动的土豪劣绅被震慑住了，他们再也不敢放肆地去抢回农民的土地了。随后，永定其他地区农民也都发动、组织了起来，他们根据地主对农民态度的不同，采用杀、打、拉、拖、避、说等办法灵活应对，杀掉几个首恶分子，以杀一儆百的方式，镇住了大多数地主，以此保住了土改果实。

1936年2月，谭震林、蓝荣玉在上杭贵竹坑主持召开白砂地区接头户会议，发动群众起来保卫土地。会后，游击队捕杀了一批夺回土地、反攻倒算的反动分子，取得了“保田”斗争的胜利

红八团是张鼎丞直接领导的一支部队，除了军事行动外，还积极配合农民群众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逢到收获季节，根据地主对收租的不同态度，制定不同的对策。对于不收租的地主，给与赞扬，并鼓励地主自食其力，早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对于坚决要收租的地主，就派游击队员在地主去收租的路上，把收租的地主杀掉，以此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正是由于当时的张鼎丞头脑清醒，制定的方法得当，其政策、策略的主要特点是“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这样“既保护了群众，红军又得到了群众支持，还粉碎了敌人各种阴谋，土地革命的成果在合法斗争中得以保存”。

在闽西地区，张鼎丞创造了“红旗不倒”的神话，历史证明，张鼎丞领导的“闽西游击区是高质量的，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了武装力量，还保住了土地革命成果。这种情况在其他十四个游击区中是少有的”。所以闽西很多地方农民经过土地革命分到的土地，直到全国解放，仍然保存了下来。

人民是“水”，共产党是“鱼”，人民是用来依靠的

当时的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是“鱼”，自己则是“水”，所以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就是用来利用的。而张鼎丞认为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并由此得出人民群众是用来依靠的。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张鼎丞“非常强调红军要避免‘政治损失’”，张鼎丞还把群众分为基本、一般、特殊三类，张鼎丞所说的“‘政治损失’即指失去某一类群众的支持”，并特别“强调‘政治损失’重于军事损失”，并始终秉承“政治损失”大于军事损失的准则。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张鼎丞领导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不仅要依靠基本群众，同时还要联系一般群众，更要争取特殊群众。这里的特殊群众，就是他们的亲人或亲属是革命的对象，即便是这样，共产党对这一部分群众依然没有放弃。

为了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里，国民党反动派规定，如果群众把粮食卖给红军游击队，就要被杀头。为了保护群众，游击队通过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到保长、地主家买粮食，而且是照价付钱，保长、地主知道卖粮食给游击队的严重后果。然后，共产党游击队再到群众那里去买粮，这样就出现了保长、地主、群众都卖粮给了游击队，但他们彼此间都心照不宣，谁都不说出来，成为了一个“秘密”。

有时候，红军游击队还会化装成群众，等在群众进城买东西的路上，将群众从城里买的油、盐、肉等东西付钱买过来，然后让群众向反动派报告，说买的东西被“匪”抢走了。就是用这些办法，红军游击队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保护了人民群众不受伤害。

红军游击队下山打土豪弄到粮食后，尽管他们个个饥肠辘辘，但他们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人民群众。他们会先把一部分粮食分给群众，有的群众惧怕游击队走了，会遭到敌人的反攻倒算，不敢要。为了保护群众，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让贫困群众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再把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既得到了实惠，而又不会被反动地主察觉。

张鼎丞领导闽西南党组织、红军游击队还通过各种办法去密切联系群众，构建起党、红军游击队与闽西南人民的鱼水之情。

红八团是张鼎丞率领的一支部队，红八团第一次到龙岩十八乡时，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群众害怕红军，都躲到了山上。恰好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战士们见群众的谷子还晒在谷场上，就主动帮助群众收谷子，帮助群众喂猪喂鸡，在群众家里煮饭吃，他们会按价付款，走时还会留下字条，部队走后，群众回家一看，非常高兴。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拉红军在家里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驻扎时，常常会主动帮助群众砍木材、竹麻，而且不收工钱。所以，闽西群众非常喜欢他们，常常为他们传递情报。

制止报复主义，使红旗在闽西南不倒

敌人在“清剿”游击队时，在无力对付游击队员的情况下，开始迫害起游击队员的家属来。他们把游击队员的父母抓起来，把游击队员的妻儿关起来，并以此逼迫游击队员回乡“自首”。更有甚者他们还用枪刺逼着群众打头阵，像用皮鞭赶羊一样，去搜山上的游击队员。

有一个叫牛咕子的游击队小队长听到远处传来的自己家属的哭声后，思想动摇了，就开小差，离开了游击队。令人痛恨的是牛咕子后来竟堕落成了叛徒，领着反动派的军队，挨个搜索游击队住过的山头，由于牛咕子熟悉游击队的行军路线，他常常领着敌人追踪游击队，这就给游击队带来了许多麻烦。游击队曾试图几次捉拿牛咕子，但都没有成功。于是，有人就产生了狭隘的报复思想，认为牛咕子为了自己的家庭就不顾其他游击队员了，其他游击队员应该让叛徒牛咕子的家也不得安生，一个游击队员竟把牛咕子的一个弟媳妇抓了起来。

虽然后来很快就放了，但影响很不好。释放时，给牛咕子弟媳妇的解释是：“你还不满十六岁，我们放了你。”随后，敌人就抓住了这个把柄，四处造谣，诬蔑游击队要和群众结仇了，要十六岁以上的人都要当心。张鼎丞得知消息后，严正地对游击队负责人陈茂辉说：“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这种报复主义的盲动呢？”接着又说：“革命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应该是从整个阶级的利益来考虑的，决不能根据少数人的报复情结就轻举妄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的矛头应该直指反动派，以及和我们敌对而直接侵犯革命利益的人，当然，对于革命的叛徒，我们也应该根据革命的纪律作出适当的处置，但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们凭什么理由为泄愤就糊里糊涂地把她抓起来呢？”并提醒陈茂辉说：“你知道你们这种盲动正是敌人最高兴的事吗？他们唯恐破坏不了我们跟群众的关系！”

为了制止这种报复主义的盲动再次发生，张鼎丞在分析了当时敌我的形势后，找出了处置此类事情再度发生的对策，“敌人已经感到有些对付不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才用枪刺逼群众上山找亲人，或者叫他们打头阵来‘搜剿’，无论如何，我们避免与群众对立，应该赶快去散传单、写布告，用尽一切办法在群众眼前揭露敌人的新阴谋，告诉群众，当他们被迫接近游击队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事先通知我们，向我们打个招呼，免得他们受到无妄之灾。还要使他们懂得只有红军游击队胜利了，才能最终消灭反动派加在人民身上的层出不穷的残酷迫害。”

为了培育密切联系群众的氛围，张鼎丞还常常以身作则，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次，张鼎丞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小河沟里捉到一条小鱼，把鱼弄熟后，就送给张鼎丞一个人吃。张鼎丞了解情况后，马上掏出一把小刀，把它切成极细的碎块，哪怕每人只能吃到一小块，他也硬劝着吃下去，微笑地说着一句最普通的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据记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从赣南中央苏区突围回闽西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组成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原闽西苏区的基本区域及广东省大埔、饶平等县的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闽西南游击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区域，不仅保存了党在闽西南的战略基地，还发展了革命力量，保持了共产党的旗帜，保留了革命火种，成为新四军组建有生力量的主要来源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闽西是全国著名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享有红军故乡、红色摇篮、红旗不倒“三红”的美誉。福建省龙岩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溢表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为核心之一的闽西游击区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数十倍于我的强大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危难中保存并发展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辟了大片的游击根据地，取得了与红军长征相辉映的伟大胜利。

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意义重大，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路奇认为，重温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就是要学习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宗旨意识，维护核心、集中统一铁的纪律。

“闽西南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体现出的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胆略、长期艰苦斗争的革命精神、生死与共的军民关系、奋不顾身的英勇牺牲精神等革命精神，都是游击战争中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弘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说。

作为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开辟者张鼎丞之女的张延忠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光荣传统，继承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切实把群众的事当成头等大事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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