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逃到香港的原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在商人袁德泉许诺高回报的诱惑下，将二十万美元的积蓄投入。几个月后袁德泉跑去了南美，潘裕昆落了个倾家荡产。 潘裕昆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长期在54军任职，该军是“土木系”仅次于18军的主力。 1944年，蒋介石下令新编22师脱离新一军建制，以该师为基干编组新六军。驻印军优先获取美械装备，陈诚得知后，当即将54军的14师、50师空运过去，与新22师合编为新六军。 新六军军长由新22师师长廖耀湘升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之后，50师又改隶到新一军。这样一来，国军装备最好的两个军，都安插了“土木系”的部队，陈诚扩充武装的手段，还是很老辣的。 50师划入新一军时，师长是潘裕昆，他是黄埔生，又是“土木系”，和军长孙立人的关系很微妙。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被派去抢占东北，划归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战斗序列，孙立人因指挥、人事等问题，和司令长官杜聿明关系闹得很僵。 1947年3月，在解放军三下江南中，71军损失了一个师，军长陈明仁指责新一军“见死不救”。杜聿明大怒，去电老蒋，状告孙立人不服节制。老蒋一纸手令，免去孙立人的军长职务，将其明升暗降为东北保安副司令。 新一军的军长，由潘裕昆接任，这是老蒋、陈诚、杜聿明都认可的人。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到东北视察时，特意召见潘裕昆，拍着他的肩膀说：“孔希（潘裕昆的字）新一军交给你，要好好整顿。这可是一支王牌部队，不能让在孙立人走后就衰败下去，你要给我带出一支能征善战、服从命令的队伍来。” 陈诚口中的“服从命令”，其实是暗示潘裕昆，尽快将新一军“土木系”化。 1947年8月，屡战屡败的陈诚，挤走熊式辉，跑来主持东北行辕的工作。陈诚身兼“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等多个要职，还是“陆军一级上将”，为何要跑来当这个东北行辕主任呢？ 这里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军在各大战场屡战屡败，陈诚成了老蒋的替罪羊，备受指责，为了挽回颜面，他见东北的战局还算稳定，便想跑来打上几个胜仗，树立一下威信；二是，陈诚当行辕主任只是过渡，他准备在做出成绩后，让“土木系”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来主持东北军政，为此，罗卓英辞去广东省主席的要职，跟着到东北给陈诚当副手。 陈诚到任后，下令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部，将军权完全收归行辕。两个副司令官长官，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但权力远不如另一个副主任罗卓英，孙立人则被调去南京，担任“陆军副司令”。至于杜聿明，只能躲在上海“养病”。 孙立人离开时，新38师师长李鸿带着几百个官兵送行，人群中有人高喊：“军座，我们等你。” 孙立人虽走，但在新一军尤其是新38师的影响力仍很大，于是陈诚将新38师脱离新一军建制，划入战斗力不强的暂53师。新38师和暂56师、暂61师合编为新7军，李鸿任军长。 新38师是新一军的灵魂部队，该师被剥离后，新一军战斗力大不如前。新30师虽扩编为军，但在战斗力孱弱的暂56师、暂61师影响下，战斗力不仅未得到提升，反而受到了拖累。 可以看出，潘裕昆掌握的新一军，就实力而言，已不能称之为“五大主力”了。 不仅新一军，陈诚对新六军、52军、71军等东北国军的主力部队，都搞了类似的操作。表面看起来，陈诚在东北控制的部队，由杜聿明在时的七个军，扩充到十四个军，但效果如何呢？ 1948年1月初，组建仅一个多月的新五军，在公主屯覆灭，军长陈林达、43师师长留光天被俘，195师师长谢代蒸投诚。 之前的东北国军，虽败仗连连，但一次至多损失一个师，被打掉一个军，这还是头一遭。气急败坏的老蒋，飞到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在得知是陈诚主导的作战后，又尴尬的打消了惩处“作战不利”将领的念头。 辽沈战役中，新一军跟着廖耀湘兵团覆灭于辽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化装成士兵，混在人群中，逃回了沈阳，之后跟着卫立煌乘飞机逃离。 成了光杆军长的潘裕昆，担心遭到惩处，带着家人去香港当了寓公。 在香港的日子里，潘裕昆偶然结识了商人袁德泉。袁德泉时任复兴银行经理，外表一副斯文模样，说起话来口若悬河。 在得知潘裕昆将二十万美元存在香港一家银行后，袁德泉说：“市面上银行利息不过三五厘，而我们复兴银行可以给年息二分。” 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利息确实十分诱人。袁德泉见潘裕昆有些心动，又说只要把钱放在复兴银行，不仅能获得高额利息，还能凭借自己在商界的人脉和资源，帮潘裕昆进行其他投资，获取更多的收益。 潘裕昆本就对投资理财之事不太精通，加之也不想坐吃山空，便将二十万美元转存到了复兴银行。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潘裕昆攥着报纸冲进袁德泉的办公室，报纸上赫然写着 “袁德泉卷款千万潜逃南美”。 办公室内一片狼藉，满地碎纸中，潘裕昆瞥见自己签字的合同，上面 “年利二成” 的字迹被水渍晕染得模糊不清。 经此一事，潘裕昆一蹶不振，生活陷入了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