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的“秦学”确实有“信口胡说”的嫌疑，但是刘先生对“新红学”研究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新红学在胡适之、俞平伯等人之后，数十年间，基本上都是在小说解读和考证的圈子里打转转，没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刘心武“秦学”的提出，敢于打破常规，从解谜的角度去解释小说情节中的“谬误”，虽然“胤礽之女”的说法证据不足，猜测的成分偏重，但却拉开了《红楼》解谜的另一个序幕，给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就好像是在一口枯井之中，重新泛起了一层波纹，从这一个层面来说，刘心武先生的功劳是谁都无法否定的。 不过可惜的是，刘心武、周汝昌二先生，不经意间有些“走火入魔”，错误的把推论当成了定论，并在推论的基础上筑起了新的红学大厦。 结果可想而知，一旦作为地基的基础推论难以成说，其所筑的整座红学大厦也就会轰然倒塌。 故刘心武、周汝昌二先生，从红学界的专家红人，数年之间就变得人人喊打，“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霍氏“解梦说”亦几乎步二先生之后尘，其弊一也。 （按：霍国玲、紫军《解析秦可卿》书批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