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照片中的两人，张学良，这位年轻的 “东北少帅”，身着笔挺的军装，身姿挺拔，眼中透露出一丝紧张。
他双手自然地垂在两侧，看似放松，实则紧绷。
杨宇霆，这位奉系元老，双手背在身后，脸上带着一种自信、傲慢，眼神中透露出对张学良的轻视。
两人虽然并肩站立，却刻意保持着距离，他们的站姿、神态，都能看出两人貌合神离的关系。
要了解这段故事，要先把目光投向杨宇霆。
杨宇霆，1885 年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他自幼聪慧，16 岁便考中秀才，本有着一条传统的仕途之路。
1905 年，科举制被废除，他踏上留学日本的道路，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在日本，他疯狂学习先进的军事知识。
学成归国的杨宇霆，先是在长春陆军第三镇担任炮兵见习队官，凭借着超人的能力，一路升迁，历任步兵排长、连长等职 。
1912 年，杨宇霆出任奉天军械副官，在这里，他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目睹了他训练的卫队，军容整齐，士兵精神抖擞，张作霖不禁为之侧目。
爱才如命的张作霖，当即决定将杨宇霆招致麾下，担任二十七师的教员。而杨宇霆也不负所望，他悉心训练，让二十七师脱胎换骨，从一支带着 “匪气” 的部队，变成了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大的劲旅。
张作霖大喜过望，将杨宇霆提拔为二十七师的参谋长，从此，杨宇霆成为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开始在奉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在张作霖掌控东北三省的征程中，杨宇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16 年，他协助张作霖赶走了段芝贵，让张作霖顺利坐上了奉天督军的宝座，为奉系在东北的崛起迈出了关键一步。
1918 年，那场震惊全国的 “秦皇岛截械” 事件，更是杨宇霆的得意之作。他与同学徐树铮联手，在秦皇岛成功劫取了直系军阀冯国璋花费 4000 万元购买的军火。
这批军火让张作霖迅速扩充了 7 个混成旅，奉系的实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一举成为北洋军阀中的核心力量 。
此后，杨宇霆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奉系一路势如破竹，拿下山海关、石门关，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的出逃，让张作霖顺利挺进关内，坐拥大半个中国，杨宇霆也因此声名远扬。
1928 年 6 月 4 日，那是一个让张学良难忘的日子。
张作霖，这位 “东北王”，在日本关东军的阴谋下倒下 ，27 岁的张学良，还沉浸在丧父的巨大悲痛中，就不得不仓促地接过了奉系的大旗。
此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他们妄图趁张作霖之死，东北群龙无首之际，进一步蚕食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
日本领事频繁施压，试图阻止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甚至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内部，奉系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错综复杂。
老派人物如张作相、张景惠等，虽然对张学良表示支持，但他们在奉系中根基深厚，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
新派则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这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尤其是杨宇霆，自恃功高，对张学良这个年轻的继任者并不服气。
不仅如此，奉系刚刚经历了与北伐军的战争，元气大伤，兵力损耗严重，士气低落。经济上，由于连年征战，军费开支巨大，东北财政入不敷出，货币贬值，民生凋敝。
回到奉天之后，他迅速稳定局势，在张作相的全力支持下，顺利当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掌握了奉系的最高权力 。
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 东北易帜。
他不顾日本的威胁和内部的反对，毅然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东北易帜这一重大事件，让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产生巨大分歧。
张学良亲眼目睹了国家在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混战，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他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是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大义之举。
杨宇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奉系多年，认为奉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更倾向于保持东北的半独立状态，利用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为奉系谋取更多的利益。
在商讨东北易帜的会议上，两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爆发。张学良言辞恳切，力陈东北易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希望能够借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让东北重新回到国家的怀抱。
杨宇霆却当场反驳，他列举了东北易帜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强调奉系应该保持独立自主，不能轻易向南京国民政府低头。
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最终，虽然张学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东北易帜，但这次事件却让他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逐渐从理念分歧演变成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场合，杨宇霆常常不顾张学良的身份，直呼其 “小六子”，这是张学良的小名，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这样的称呼无疑是对张学良的极大不尊重。
他似乎忘记了张学良已经是奉系的最高统帅，依然将他当作一个不懂事的晚辈，随意地批评和指责。
不仅如此，杨宇霆还频繁干预政务，试图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利用自己在奉系中的人脉和影响力，安插亲信，排挤异己，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擅自做主，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在日常相处中，杨宇霆的态度也十分傲慢。他经常对张学良的决策提出质疑，甚至当面嘲笑他的能力，丝毫不给张学良留面子。
有一次，张学良提出了一项经济改革方案，旨在缓解东北的财政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杨宇霆却在会议上冷嘲热讽地说：“就凭你这点想法，就能改变东北的经济状况？太天真了吧！”
这些言行让张学良感到无比愤怒和屈辱，但由于杨宇霆在奉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他只能暂时隐忍，等待时机。
如果说理念分歧和权力争夺是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矛盾的长期积累，那么 1929 年 1 月 7 日杨宇霆为父亲办寿宴以及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这两件事，无疑成为了两人积怨爆发的导火索，将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1929 年 1 月 7 日，杨宇霆为父亲大办寿宴，这场寿宴可谓是声势浩大，热闹非凡。奉系的众多重要人物纷纷前来庆贺，一时间，杨府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张学良作为东北的最高统帅，也带着礼物亲自登门拜访，本以为会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却遭到了杨宇霆的怠慢。
当张学良来到杨府时，杨宇霆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客套话，便转身去招呼其他客人，将张学良晾在了一边。
在整个寿宴过程中，杨宇霆几乎没有再理会张学良，仿佛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种公然的怠慢，让张学良感到无比尴尬和愤怒，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而在场的其他奉系将领，看到杨宇霆对张学良如此无礼，也都感到十分震惊。
如果说寿宴事件只是让张学良心中的怒火燃烧，那么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彻底点燃了他。
当时，为了加强对东北铁路的管理，杨宇霆提议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推荐常荫槐担任督办。
张学良对常荫槐并不信任，他担心常荫槐会与杨宇霆勾结，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势力，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不同意杨宇霆的提议，拒绝在任命书上签字。
杨宇霆却不依不饶，他多次逼迫张学良签字，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众人的面，对张学良说：“你年轻不懂事，交给我们来办就行！”
杨宇霆的这句话，让向来好脾气的张学良终于忍无可忍，他一拍桌子，愤怒地说道：“我才是东北军的总司令，轮不到你们做我的主！” 两人当场争吵起来，会议也因此不欢而散。
这两件事让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也让张学良意识到，杨宇霆已经成为了他统治东北的最大障碍。
如果不除掉杨宇霆，他的地位将岌岌可危，东北的未来也将充满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1929 年 1 月 10 日，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内，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杨宇霆和常荫槐，依旧带着他们一贯的傲慢与强硬，前来逼迫张学良签署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要求任命常荫槐为督办。
他们以为，张学良还是那个可以被他们随意拿捏的 “小六子”，却不知道，张学良心中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
张学良强压着内心的愤怒，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他对杨宇霆和常荫槐说：“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再考虑考虑，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先回去，晚上再来详谈。” 杨宇霆和常荫槐虽然心中不满，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暂且离开。
待他们离去后，张学良立刻召来警务处长高纪毅，对高纪毅下达了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命令。
高纪毅心中一惊，但看到张学良不容置疑的眼神，他还是领命而去。随后，高纪毅迅速组织了 6 名精壮的卫士，在老虎厅外埋伏好，只等杨宇霆和常荫槐自投罗网 。
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大帅府，毫无防备地走进了老虎厅。他们刚一坐下，就开始催促张学良签字。
张学良看着他们，心中五味杂陈，深吸一口气，对杨宇霆和常荫槐说：“稍等片刻，我去拿些文件。”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老虎厅。
就在张学良离开的瞬间，高纪毅带着卫士们如猛虎般冲了进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宇霆和常荫槐顿时脸色大变，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竟然会对他们下此狠手。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高纪毅便大声宣布：“奉长官命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图谋不轨，就地枪决！”
话音刚落，枪声响起，杨宇霆和常荫槐倒在了血泊之中，结束了他们的一生 。
老虎厅事件，在奉系内部和整个东北引起了轩然大波，消息传出后，整个奉系都陷入恐慌。
那些曾经对张学良心怀不满、试图挑战他权威的元老们，此刻都被张学良的狠辣所震慑，再也不敢轻易造次。
张学良成功地通过这一行动，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使得东北的政令和军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东北军内部的派系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为他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杨宇霆虽然傲慢自大，对张学良多有不敬，但他毕竟是奉系的元老，为奉系的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的死，让奉系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能臣，是奉系的一大损失。正如民国学者胡适所说：“杨宇霆之死殊为可惜，他要是在，东北不至于被日本一口吞下。”
杨宇霆的支持者们对张学良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自毁长城，为了一己之私，杀害了一位对东北有着重要贡献的功臣 。
张学良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也曾多次表示后悔。他承认，自己当时年轻气盛，行事过于冲动，没有充分考虑到杀杨宇霆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说：“我杀杨宇霆，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历史无法重来，在那个节骨眼上他或许不得不这么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