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的兵役制度广泛涵盖了全体民众，这种制度确切地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从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这无疑是一种将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紧密融合的独特模式。其紧密程度超乎想象，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时刻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这种紧密联系不仅仅体现在个体层面，更深深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运行。
唐代的兵役制度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同样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兵农合一制。然而，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我们不妨深入探讨一下，兵农合一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其一为汉代的方式，其二为唐代的方式。
汉代的兵农合一，乃是“寓兵于农”，也就是“全农皆兵”。这意味着整个农民群体既是国家的生产力量，又是国防的武装力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业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基石，而农民则是这一基石的主要构成部分。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或内部动荡时，这些平日里辛勤耕耘土地的农民，能够迅速拿起武器，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例如在抵御匈奴的多次战争中，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战场，为保卫边疆和国家的安宁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生产集团在瞬间转化为坚不可摧的武装集团，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唐代所推行的兵农合一，其特点在于“寓农于兵”。这意味着是在武装集团之中寄托生产职能，而非像汉代那样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力量。因此，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绝非“全农皆兵”。其核心在于将武装集团同时塑造为生产集团，要求每个军人都参与种田劳作，但并非让每一个种田的人都去当兵。
这一独特的制度，实际上是由北周的苏绰率先开创，唐代只不过是遵循并继承了其既有的规则。从漫长的历史进程来审视，唐制相较汉制而言，似乎更具优势。
要知道，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在没有必要实行全农皆兵的策略。全农皆兵的构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容易流于形式，有名无实，而且由于人员众多，训练难以做到精细到位。而只要能够实现全兵皆农，不让军人无所事事地坐享军饷，安逸闲适，便足以满足当时国家的需要。
这种全兵皆农的制度，在当时被赋予了一个特定的称谓——“府兵”。府兵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军队在保持战斗力的同时，也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例如在某些地区，府兵们在农闲时节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而在农忙时则投身于田间劳作，实现了军事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还提高了军队的自给自足能力，为唐代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何会被称作“府兵”呢？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在当时，地方政府被划分为两级，处于下一级的是县，处于上一级的是州；而这两级主要是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然而，府兵之“府”却并非属于地方行政区域州县的范畴，而是在州县之外独立存在的另一种用于军事的区域的特定名称。
“府”所指的正是军队驻扎屯守的地方。打个比方来说，就好比在台北市、台北县这一片区域之中，另行划定出一个专门的军事区域，这个区域就被称作“府”。在唐代，这种军事区域通常都被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总共被分为三等，其中上府的规模为一千二百人，中府有一千人，下府则为八百人。那么，这些军人又是源自何处，有着怎样的来历呢？在当时，户口本是依据各家的财富产业状况划分成九等的。
比如说，那些家境较为富裕、产业丰厚的家庭，在户口本上的等级可能就会相对较高；而家境贫寒、产业微薄的家庭，等级则可能较低。这种等级划分并非是随意而定的，而是经过了严格的评估和审查。其目的在于能够更加合理地调配资源，确保兵役制度的公平与有效实施。通过这种等级划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从而为军人的选拔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我们仅仅通过这一个方面，就能够大致领略到当时的政治规模，这无疑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关注的。试想一下，在一千多年以前，全国的户口竟然能够被调查得如此清晰明了，并且还要依据各家的经济状况细致地划分成九个等第，这背后蕴含着何等精心细密的谋划与用意啊！
依据当时所颁布的法令，处于下三等的民户，是不具备当兵的资格的；只有处于上等和中等的民户之中，那些自身愿意当兵的人，才会经过政府的严格挑选，从而获得正式当兵的机会。对于当兵的人家，国家会给予他们特殊的优待，其租庸调都会被豁免。然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额外的军饷供给了，一切随身所需的武装装备也都需要军人自行筹备办理。像这样的人家，当集合达到一千二百户的时候，便构成了一个“府”。这里所说的“府”，就相当于现如今我们所理解的军区。倘若某个地方属于军事要地，那么便会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府”，招募上等和中等人家的健壮丁男登记成为府兵。
比如说，在边境地区或者战略要冲，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国家会着重在此设立“府”，以确保军事防御的稳固。这些被招募的府兵，肩负着保卫国家和维护地区安宁的重任。他们不仅要在农闲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时刻准备着在战争来临时挺身而出。这种兵役制度的实施，既体现了国家在军事管理上的精心布局，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视和依赖。
这种“府”的数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时而增多，时而减少。粗略估计，在唐代，全国总共大约有六百个至八百个“府”。倘若我们假定这八百个“府”全部都是中府的话，那么唐代全国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便会达到八十万之众，就算往少了估算，也起码会有四十万。
而这四十万乃至八十万的庞大军队，根本不需要国家耗费一文钱、一粒米来进行供养，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身拥有田地。他们一方面肩负着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还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生产活动。
在这八百个“府”当中，约三分之一，将近三百个，被分配部署在中央政府的周边区域，也就是唐代人所说的“关内”，即陕西函谷关以西、长安四周的附近地区。而其余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四百到六百个“府”，则广泛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其中，山西以及其他边疆地区所分布的数量相对较多一些，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
有些州仅仅只有一个“府”，甚至还有些州连一个“府”都没有。比如在一些地处偏远、相对安宁的州，由于其战略地位不那么重要，可能就没有设立“府”；而在一些军事战略要冲的州，可能会集中设立多个“府”。这种分布的不均衡性，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而定的。它既反映了唐代对于核心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不同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对于军事资源的合理调配和优化布局。
府兵通常要到二十岁才开始履行兵役义务。每个府兵都需要前往中央首都执行宿卫任务，为期一年。而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自己所属的“府”中，以耕田务农为生，并且会在农业生产的间隙进行军事操演。
那些前往中央执行宿卫任务的府兵，被称为“上番”。“番”在这里指的是轮流更替的意思，“上番”就如同汉人所说的“践更”。只不过汉人所谓的“践更”，是在地方服役；而唐人所说的“上番”，则是向中央服役罢了。
如果府地距离中央五百里，那么宿卫一次需要经历五番。距离一千里的则需要七番，一千五百里的为八番，二千里的是十番，二千里以外的则是十二番。按照番数来计算，距离五百里的往返两次，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恰好相当于距离二千里的往返一次。距离一千五百里的往返三次，大致相当于二千里以外的往返两次。通过计算番数，可以实现轮番前往中央上宿，从而平均分配劳逸程度。倘若遇到国家面临重大战事，那么全国各个“府”的兵力均可被抽调征发，并不受宿卫番数的限制。这说的是关于兵队的情况。
例如，在和平时期，府兵们按照既定的番数有序地前往中央宿卫，保障了中央的安全。而一旦边疆有敌来犯，或者国内出现叛乱等紧急情况，分布在各地的府兵能够迅速响应国家的召唤，集结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共同抵御外敌或平定内乱。这种灵活的调配机制，充分展现了唐代兵役制度在应对不同局势时的应变能力和统筹效能。
至于军官方面的情况呢？在中央直接管辖之下，设有十六个卫，并且每个卫都拥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各卫均配置有大将军这一职位。一旦有战事发生，就由这些大将军统领军队出征作战。等到战事结束，士兵回归到所属的“府”，将领则回到各卫。
当军队回到本乡时，在他们的“府”里有一个被称为折冲都尉的职位，主要负责平时的军事训练工作。所以说，唐代在养兵方面，既不需要花费一文钱，也不必耗费一粒米；而在养将方面，也不让将领预先过问政事。除了发生战事的特殊情况之外，将领也并不统带军队。
举例来讲，在某次边境冲突中，大将军率领府兵出征，奋勇作战，成功击退敌军。战后，士兵们迅速归府，继续务农生产，而大将军回到卫所，等待下一次的使命。平日里，折冲都尉严格组织训练，确保府兵们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这种兵将分离的管理模式，有效地避免了将领拥兵自重、干预政事的可能，保障了政治的稳定和军事系统的高效运作。同时，由于士兵自给自足，将领不涉政事，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政治风险，使得唐代的军事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国家的繁荣和安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武官在建立功勋之后，会以勋名作为奖励。文官有着明确的品级划分，武官则有着勋阶的区别。所以，武官也被称作勋官。勋官虽然拥有爵号，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职务，在立功以后，功绩最为卓著的能够在朝廷担任大将军，然而大多数还是回归家乡从事种田劳作。不过，他们因为获得了勋爵，所以在国家和社会当中自然会享受到某种优待。这种优待有时体现在经济方面，例如会获得一定的赏赐或者赋税的减免；有时则体现在名誉方面，比如在地方上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誉。
就像《木兰词》中所描述的“策勋十二转”，勋位是一级一级逐步提升的，这并非是官职的晋升，而是勋级的提高。武官拥有勋位却没有实际的职务，正因如此，他们并不会干预政治事务，而自身依然拥有着应有的尊荣。
唐代正是依据这个府兵制度来对全国进行统辖治理的，并且凭借着这一制度向外拓展。在当时，唐朝的军事力量得以保障，国家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交流频繁，其影响力广泛传播。无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唐朝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独特的魅力，从而成为了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比如，在对外的战争中，府兵们英勇作战，为国家开疆拓土。战争胜利后，立功的武官获得勋位，受到尊崇。而在和平时期，府兵们安心生产，国家得以稳定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得唐朝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吸引了众多周边国家前来学习和交流，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但后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怎样失败的呢？这也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而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致于不可收拾。
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这些当宿卫的府兵，论其家庭经济，都是很殷实的，平素的生活也都过得好，这因穷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当兵的。在唐太宗时，这种士兵到中央宿卫，皇帝自己也时同他们在宫廷习射。政府看得起他们，他们也就自觉光荣。后来天下太平，每常几万人轮番到中央，没有事情做。皇帝当然也不再注意到他们了。于是今天某大臣要盖花园，明天某亲贵要造宅第，都向军队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帮忙。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规避。
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阵亡，军队立刻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下命令给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他勋爵，给他赏恤。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这等事关系极大，尤其在军队的精神上，有说不尽的鼓励。我们看现代西方国家，也在这样做。但中国唐代，早就这样做了。到后来，军队和政府，还是犯了一个松懈病、疏慢病。军队士卒死亡，不一定急速呈报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头转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为此事专派人去办抚恤慰问。那士兵的阵亡死讯，私下已经传到他家里，战事也结束了，军队也复员了，但死者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这样地渐渐失去了。
此外，那些已经获取了相当勋位的军人，正因为勋位仅仅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并非与实职官员相同，换句话说，他实质上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于是，政府的重要官员，有时还会派遣他们去从事力役，听从差遣使唤。正因如此，原本拥有勋位应该是一种荣耀，可此时却不为荣转而成为了一种耻辱。倘若有别人称呼你拥有的勋位，比如中尉、上校之类的，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尊敬的表达，反倒成了一种讥讽和嘲笑。武官的勋名逐渐被人轻视和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随之不断堕落了。
后来，这种情况愈发趋向恶劣，政府刻意开拓边疆，而开边就需要有军队来防守戍卫边疆。本来按照府兵制度，士兵打完仗就应该复员归家，然而现在却变成了没有复员的情况，要求士兵长期戍守边疆。最初前往戍边的士兵，还能够交替轮番，可是后来后方管理不善，第二批新的士兵没有及时送出去，导致第一批旧的士兵想要复员也无法实现。于是，他们的戍边时间从最初的预期延长到了两年、三年，甚至更长。
而这些士兵原本都是来自家境殷实的人家的子弟，他们身上的衣服、所骑乘的马匹、使用的兵器，都是自己购置准备、制造并且随身携带去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田地不需要缴纳租税，又不需要向国家承担当差服役的义务，所以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自备精良的武装。他们的衣物长短肥瘦自然是合身的，使用的刀枪轻重也能够与他自身的体力相匹配，对于所骑乘马的性格也十分了解。他们的生命安全要依靠这些装备，未来前途想要立功也要依靠这些，所以一切的衣甲、兵器、马匹都质量上乘，十分讲究，非常精良。这也是府兵制度所具有的难以企及的优势之处。而且那些府兵，仍然担心国家提供的薪饷不够使用，随身还要携带一些零用钱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说，某位府兵在长期戍边的过程中，因为后方支援不力，无法按时复员，导致他在边疆坚守了数年。他身上的精良装备虽然让他在战斗中更具优势，但长期的戍边生活也让他身心疲惫。而他随身携带的零用钱，在物资匮乏的时候，成为了他维持生计的重要支撑。这种情况的不断累积，使得府兵制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吸引力，为后来的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
唐代时期，将绢用作货币，大家出行都会携带绢匹。当到达边疆时，边疆的营官往往会宣称：“你们所携带的绢匹应当交给我，统一存放在储藏室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行领取。”然而，这些营官却故意刁难士兵，让他们从事极为艰苦的劳作。原本规定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的，却硬要他们工作十个小时；士兵们的饮食和睡眠条件都极为恶劣，处处受到折磨。这些营官怀着不良的心思，希望士兵们在这种折磨中死去，这样就能够将他们存放的财物据为己有。
如此众多的恶劣行径，在正史当中是没有记载的，只有在许多零碎的文件资料当中，经过仔细的查找和研究，才能够发现其中的端倪。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不公和压迫之事，唐代的府兵制度最终走向了崩溃。
就像杜工部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首诗所反映的正是军队没有复员，得不到应有的休息。于是，府兵们内心充满了对前往边疆的恐惧，在自己所属的“府”中就率先自行逃亡。那些外出戍边而没有返回的士兵，他们的家庭也因此破败，田地荒芜，甚至没有留下后代。
例如，某位士兵满怀报国之志前往边疆，却遭遇了营官的恶意对待，不仅劳动强度远超规定，还时常遭受打骂。他的家人在家乡苦苦等待，却始终不见其归来，最终家徒四壁。像这样的悲剧在当时并非个例，众多士兵的悲惨遭遇使得府兵们对这一制度失去了信心，纷纷逃离，最终导致府兵制度难以维持，走向了衰落的结局。
后方的兵源逐渐枯竭，然而政府由于有钱有势，对此并不在意，临时决定购买外国人来当兵。于是，在边疆地区逐渐充斥着外国士兵。安禄山、史思明，单看他们的名字似乎是中国式的，并且他们还是中国边疆的重要官员，被委以国防的重大责任，可实际上他们都是外国人。就连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其实也是外国人。这是唐代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这是因为唐代的武功极为强大，四周的地区都成为了中国的附属。唐太宗已然被尊称为“天可汗”，这就如同称呼“皇帝的皇帝”一般，足见其地位之尊崇和影响力之巨大。唐代实在是太过富裕和强大了，在这样的繁荣昌盛之中，他们忽然忘却了民族之间的界线，他们不懂得害怕外国人可能带来的威胁，不懂得提防外国人可能存在的隐患，大量地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
最终，这样的做法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局面变得难以控制。于是，唐代原本的府兵制度一下子转变成为了“藩镇”制度，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胡族势力得以趁机掌控局面。这简直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变迁，又怎么仅仅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这其中涉及到民族关系、国防策略、社会心态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
比如说，在某个边境地区，原本由府兵驻守，后来换成了外国士兵。这些外国士兵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不熟悉，与百姓之间也缺乏深厚的情感联系。当遇到突发情况时，他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本土士兵大不相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再比如，安禄山拥兵自重，其麾下的众多外国将领和士兵只听从他的命令，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这种种现象都表明，这场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时候，也应该放大自己的视野和格局，不要仅仅局限于制度本身来看待制度，而是要综合考虑各种相关的因素和背景，这样才能得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结论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