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29年“关市追击战”详解，真实经过可能令我们难堪】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的这首《出塞》诗号称“孤篇盖全唐”，我们也是相当的耳熟能详。

但是，不客气的说，教科书对此的理解，实在是离谱。特别是“龙城飞将”，之前不假思索认为是李广，2013年有所改动，将“龙城”理解为卫青，“飞将”理解为李广。

大意是，如果卫青、李广以及所有汉朝将士能够重现的话，胡马想度阴山自然是痴人说梦。这种充斥着集体主义思维的理解模式，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龙城飞将”究竟是谁，实际无非两个层面，一是作者王昌龄本意认为他是谁？这基本可以断定是李广。

二是，如果王昌龄的主观认知和史实大致符合，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因为王昌龄的历史知识有误或其它各种原因，导致他本意认为的李广是压根不符合史实的，那么，这就必须要加以重新审视，溯本求源。

第一个关键，“龙城”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学界早有研究，相关成果也不少，最具轰动性也最让人振奋的，2014年“出土”于今天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的石碑，于2017年被中蒙两国考古界联合证实，正是班固《封燕然山铭》的实际摩崖石刻！

这说明，龙城确实是位于燕然山，和之前很多学者的认知大致符合。包括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这么标注的，只是他没有在西汉地图上标注，而是在东汉地图上标注出来的。其实谭其骧这么做是极为精准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说。

见上图，龙城、燕然山都是位于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侧、车车尔勒格市附近。

但是，如果这个“龙城”就是前129年汉方组织的“关市追击战”，即“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所说的龙城，你会发现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现象。

见上图，今天的北京到乌兰巴托，实际距离1165公里、2330里路，卫青从上谷（北京附近）出发，到达这个龙城的实际距离基本相当。

这说明，卫青这一战奔袭了两千多里路，当时整个漠南地区都在匈奴掌握之下，这又是汉军第一次出击匈奴，卫青有可能深入到漠北地区“直捣龙城”么？就算他能实现两千里奔袭，他就不怕有去无回？

为方便理解，上个大的地理示意图。

可以明确，当时河套、漠南、河西、漠北等地区，都掌握在匈奴手上，后续十年多内，汉武帝基本是按照上述顺序先后出击、驱逐的匈奴，要是李广第一次出击就能够打到匈奴的大后方、根据地，即龙城、单于庭等地，后续还用再费那么大劲么？

究竟怎么回事呢？

汪维悉先生于1983年撰写过《匈奴龙城考辨》，一针见血指出：“龙城的方位不一”，即真实历史上龙城的位置并不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特别是被汉方渐次驱逐后，龙城的实际位置被迫一变再变。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匈奴境内本就存在着多个“龙城”，分布在不同地点位置，这反而更符合实际情况。

而《封燕然山铭》的具体时间，是公元89年窦宪大败北匈奴后所镌刻的，此时距离汉武帝、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已经过去了上百年，所以，杭爱县的“龙城”及其附近的单于庭，应该是匈奴历史上最后的根据地。

所以，谭其骧在西汉地图上只在此范围内标注单于庭（无龙城），在东汉地图上只标注龙城（无单于庭），实际是想表达，这一处的龙城，极大可能是匈奴在汉武帝时代被赶回老家后，至东汉窦宪这一历史间隔期内，专门全新修建的！

综上，卫青当时所打的龙城，这个战事肯定真实上演过，不是为了吹牛瞎编的，只不过它不是现代考古确认的这个龙城，正如汪维悉等人所推测的，卫青-龙城应该位于当时的漠南地区。

至于这个龙城具体在哪里，很难确定了，唯一的信息，清代的胡林翼不知道从哪里获得的依据，他说：“卫青所至之龙城，在今察哈尔左翼旗界。”即今天的古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附近。

应该说，胡林翼这个说法是相当合理的，起码它位于漠南地区，卫青第一次出击，能打到这里基本是极限了。

鉴于頽当城可以确定在四王子旗附近，所以上述“卫青-龙城”的位置也基本可以确定是在那里。

第二个关键，“龙城”到底是什么，和“茏城”、“笼城”、“龙庭”、“单于庭”又有啥实质关系与区别？

这块学界早就争辩多轮了，辛德勇教授的《談談那個並不存在的“龍城”》较为详实，可以参阅。限于篇幅，我只说说我的看法。

龙城本来的叫法，应该是“茏城”，也就是《史记》所说的——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茏城演变为笼城，多数是误抄误写造成的，这个问题不大。

但被简化为龙城，主要是源自对“匈奴信仰龙文化”的误解，其实茏城主要是匈奴祭祀祖先的地方，是否真有龙的图腾崇拜，实际并未确定，很可能是因简化写成“龙城”而衍生的传播误会，由此也产生了“龙庭”的说法。

实际上，匈奴主要有两类“圣地”，一是组织政治活动的单于庭，二就是这个组织祭祀活动的茏城。

鉴于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的风俗习惯，单于庭、茏城的实际位置常有变迁，这也和上一段的论述颇为契合。具体到茏城，它甚至可能都不是城市，而是祭祀坛之类的建筑。

自汉初到前129年，漠南地区、河套地区一直被匈奴控制，这里又是和汉方对峙的第一线，所以这个历史时期内，单于庭应位于漠南，正如《汉书》所说的“单于庭直代、云中”，茏城也应位于其附近，正好和前文所论述的相合。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强的佐证。马邑之谋前后，聂壹前往欺骗军臣单于，包括军臣单于很快进军到秦长城、武州塞，都说明匈奴大军肯定是集结在漠南，单于庭也应设置于此。

其实，茏城也好，龙城也罢，无非是个叫法问题，古代文字记载、传播条件有限，出一些疏漏可以理解。

所以，接下来还是用常见的“龙城”来表述吧。

第三个关键，“关市追击战”的真实过程是什么样的？

关于这一战，史书的记载实在太过简略了，汇总如下——

【自马邑军後五年之秋（实际当为春天），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

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

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

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

好像就是李广、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各率领一万名骑兵出击，然后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折兵七千，公孙贺扑了个空，只有卫青争气，杀到龙城还斩首七百。

从整体战果而论，汉军这一仗毫无疑问是大败亏输，要不是有卫青那点战绩“遮羞”，这一仗可就太难堪了。

显然，史书对这一战的记载肯定是隐藏了什么，实际的战争不可能如此简单，至少汉军到底是因为啥被匈奴击败的，根本没有明说。

讲讲我的战局推演，看看能否能够还原真实过程。

前133年“马邑之谋”以后，汉武帝和军臣单于心照不宣，就算没有彻底撕破脸，敌对关系也已由暗转明。

虽然汉武帝没有停掉关市贸易，但军臣单于并不领情，常常派兵袭扰边地。这个动作相比之前，无疑频繁了很多。

正是因此，前130年，汉武帝“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在险要之地建筑长城即边塞等设施，构建防御力量。战场形势可谓一触即发。

大概是受“击胡关市下”这句话的影响，过往看法常把这一战总结为“关市诱敌奇袭战”，即汉方把匈奴军队引诱到关市附近，然后发动奇袭。

但是，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完全反过来，即不是汉军引诱匈奴军进关市，而是匈奴军引诱汉军主动出击。

强有力的证据，四路汉军并没有在关市之下获得任何战果，既然是诱敌奇袭，只要有匈奴军队被诱入、包围，总不至于没有丝毫斩获吧？

毕竟卫青这一仗“斩首七百”都能被大书特书，哪怕在关市只干掉一百人，记载下来也不丢人吧？

所以，当时更可能的情况是，汉军并没有故意引诱匈奴，而是反过来，匈奴玩了一出类似“马邑之谋”的计划，让汉军中计、选择出击。

具体是什么计策已然不得而知，但四路汉军同时全部出击，肯定是有目标或者盼头，不然不会如此。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汉武帝决定全力出击，和匈奴决战一场，但这和“击胡关市下”稍有矛盾，不好解释在边塞内部、关市这里的战争。

暂且放下，看看后续战争过程。

从战争结果反推，全军覆没的李广所部，肯定是匈奴的头号攻击目标，除了遭受伏击，李广更可能是遭到了全面包围，不然他也不至于被俘虏。

而公孙敖所部，损失了七千骑兵，这说明他没有被包围，更可能是遭到了阻击，匈奴为了防止其救援包围圈中的李广，分出兵力将其挡在李广的东侧。

公孙敖自然是全力救援李广，但直到李广被全歼，他都没有如愿，此时他已付出七千伤亡，只有选择全军撤退，否则下一个被吃掉的就是他。

公孙贺扑了个空，说明他多数是遭到了引诱，等他得知消息、反应过来时，那边的李广所部已经被全歼，公孙敖也被歼灭大部，所以他唯有尽快撤军，否则他很可能是下一个被歼灭对象。

卫青一开始的进攻目标，应该不是龙城，他得知李广被围的消息，可能稍早于公孙贺，但鉴于距离较远，他决定“围魏救赵”，进攻对于匈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龙城，希望调其主力回援，试图对已经“大势已去”的整体战局有所挽救。

拿下龙城、斩首七百后，卫青事实上丝毫不敢耽搁，快速撤走，这才全身而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匈奴这一战的整体战役规划：引诱汉军四路出击，重点打击李广、阻击公孙敖，视情况再转兵歼灭公孙贺、卫青。

看到现在，相信熟悉军史的朋友已经不难想到，这不就是TND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打法嘛！

和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精髓相通，匈奴先打李广，再打公孙敖，也就是公孙贺跑的快，卫青临机应变，否则就是完全的明军“三路被歼”的下场。

而倒霉催的，萨尔浒之战，明军也是兵分四路进攻，和汉军这次一模一样，历史真的能如此相似？！

所以，就算没有匈奴的“引诱之计”，实际就是汉武帝决定兵分四路、分进合击（比如目标就是单于庭），这一战也是汉军的耻辱一战。

更让人警醒的，如果史书忠实记载、呈现这一战的全过程，让后世得到充分的教训，熟悉匈奴、后金这些游牧民族所擅长的战略战法，是否就可以避免一千多年后的萨尔浒惨败？

这就是不尊重历史的恶果，下一篇文章再专门分析吧。

以上。如果了解了“关市追击战”或者“关市进攻战”的真实过程，再来回读王昌龄的《出塞》诗，是不是心中五味杂陈、只能苦笑摇头？

首先，出于史书或者官方的故意避讳、遮盖，后人包括王昌龄，对于这一战的认知完全谬以千里，明明是惨败，却以卫青仅有的亮点予以遮盖，欺骗当时乃至后世。

其次，就算如此，被“忽悠”的后人有选择性的夸这一战，所谓的“龙城飞将”，也实际得是卫青，至少不该是李广，因为李广是这一战表现最差劲的。事实上并不限于这一战，李广在汉匈大战全程中的整体表现，实在乏善可陈。

这一战的具体过程，也戳破了司马迁所畅想出来的“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的“李广神话”，匈奴要是真怕李广，会选择他为头号打击目标么？

匈奴都俘虏了李广，也就是他运气好，最终逃走了。对于一个手下败将，匈奴会畏之如虎？

事实上，此战四位指挥员中，李广是资历最深、年纪最大、职务最高的，公孙敖、公孙贺当时最多三十岁左右，卫青更是初出茅庐，所以李广极可能就是全军主将，结果却打的丢人现眼，甚至身为主将都被俘虏。难怪汉武帝之后要砍他头颅出气。

当然，整个汉匈大战，汉方无疑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王昌龄写“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虽然无意中犯了不少历史错误，大致也说得过去。

只是，我们后人最好能明确认识到，这个“龙城飞将”，非卫青莫属，即使这不是王昌龄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