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吉林地区的女真人，其主要生产方式是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其次是农耕经济。在与明朝、朝鲜的马市贸易不顺时还伴有掠夺经济的发生。女真族从事渔猎经济，这与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吉林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短促而温和，再加上山地和森林众多，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合渔猎和采集。在与明朝进行朝贡与马市时，女真的貂皮、人参、珍珠等特产更是被中原百姓所喜爱，女真也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了牛、铁器及粮食作物。但是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客观条件下就要求女真经济向更高的层次过渡，所以农耕经济在这时开始得到发展。

明代马市贸易复原图

但是农耕经济在吉林地区的发展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除了地理条件的不适宜，更重要的是女真人本身对农耕经济的排斥。女真人世代以捕鱼打猎和采集为生，不需要投入成本就可以收到回报。但是农耕经济不然，它需要投入种子，使用器具，一年四季都要做好打理小心照顾，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能获得一个好的收成。所以女真人对先进的农耕经济并不感兴趣，即使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所产出的粮食也不足以满足女真族的生活。

女真族将经济的发展着眼于与明朝、朝鲜的对外贸易上，女真特产的人参与貂皮一直受中原地区百姓所喜爱，貂皮更是被达官贵人所青睐，皇帝也经常将貂皮和人参等作为赏赐有功之臣的重要物品。所以女真族通过互市贸易获得了大量的粮食、铁器以及绢布，对其自身而言就不用过分发展农耕经济。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互市贸易获得的铁器并没有完全用于农业生产，更多的是将其铸成兵器，提高了女真族的军事实力。努尔哈赤能够一统中原，最后建立清朝都离不开互市贸易的推动。

然而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并不是一件好事。明朝末年国势衰微，无法承受频繁的贸易往来，再加之忌惮努尔哈赤的势力，所以一度闭市，这对于女真的经济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女真为了转变这种被动形势遂采取了掠夺方式，来转嫁灾难。掠夺经济也是女真的传统经济之一，渔猎为生的女真人的生活并不像农耕地区的人们那样安稳，在获取猎物少时或交易的粮食不能满足生活需要时，女真部落就会组织大规模掠夺，这种掠夺经济通常给临近农耕地区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女真人自古就将掠夺作为渔猎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几乎每次掠夺都倾巢而出。通过掠夺使得部落财富迅速增加，势力迅速壮大。此外掠夺的种类也十分广泛，除了牲畜、粮食、铁器，还有就是人。以往在女真人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时，掠夺来的人口不是作为家用奴隶就是被杀害，而到了明代，掠夺来的人口多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真人受先进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向农业社会逐渐转变。

随着女真人与中原地区贸易往来的发展，在女真社会内部出现了从事女真地区内部、女真地区与朝鲜边境地区、女真地区与辽东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为主的个体商人。这些商人的存在活跃了女真对外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只限于从事边境贸易，更是将贸易深入到了女真社会的边远地区。女真商人群体的存在不仅给女真族带来了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巨大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传入到女真社会中，使得女真人十分仰慕中原地区的财富和文化。

女真族相对于汉族而言，社会形态较为原始，在女真社会中存在着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两种社会结构。血缘组织一般出现在明代早期。哈拉，译为汉语是"姓"的意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由于家族的庞大，女真的不断迁徙，所以就演变成了若干个子哈拉，每个子哈拉又称为穆昆，首领称为穆昆达。女真族大约在永乐年间就已经完成了哈拉向穆昆的过渡，由一个大的血缘家族，逐渐扩展到各地，组成相对较小的血缘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真社会的进步。

血缘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包，译为汉语则是家庭的意思。家庭作为独立的生活单位单独居住，但是作为生产单位则不是单独劳动，它依然需要参加氏族部落进行的渔猎经济，并在氏族部落内参与平均分配。并且这些包都分配在地缘组织噶栅（村屯）里，家作为村屯的基本单位与整个村屯的经济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在渔猎经济为特征的女真社会中，往往都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塔坦与牛录，塔坦又被称为幕。幕原指为了捕鱼打猎临时建的休息场所，后因人数基本固定，后又作为统治女真人数的基本单位。牛录原意是狩猎的大箭，后指狩猎的组织，每个牛录大约由若干个塔坦组成，推举一人担任牛录额真，负责组织管理。刚开始的牛录只是狩猎的临时性组织，牛录额真也并非固定官职，狩猎结束就自然解散。

对于女真社会而言，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社会制度当属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对女真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努尔哈赤利用女真传统的社会组织牛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大整编，将女真三部都纳入了整个组织体系之中，各女真部落之间也逐渐消除了隔阔，促进了女真部落的统一，提高了努尔哈赤军队的战斗力。此外，由于对外作战的频繁胜利，努尔哈赤还将征服的汉人与蒙古人编入八旗制度，所以八旗制度到后期主要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24旗。 将蒙古人、汉人编入八旗的做法有利于对这两个民族进行有效的控制，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女真人最后能战胜蒙古军、汉军，不仅依靠自己兵强马壮，八旗制度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虽然女真族是以渔猎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少数民族，但是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促使着其经济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转变，农耕经济的发展成为必然。在女真社会中，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拖克索。拖克索又称"农幕"，是农庄、田庄的意思，它是一种特设的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落。在拖克索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被掠夺或买卖而来充当奴隶的汉人和朝鲜人，而女真人自己却几乎很少从事农耕活动，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主，因为他们自身从事渔猎劳动，这与传统意文上的奴隶制也有所不同。

汉人和朝鲜人在女真人的土地上从事劳作，得到的粮食全部为女真人所有，女真人提供奴隶衣食，同时奴隶也有着监督主人的权利并且可检举主人的不法行为，这点很重要，说明它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 是有区别的。拖克索作为女真族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兼有奴隶制与封建农奴制两种性质。

明代吉林地区聚集着女真族、蒙古族以及部分汉族人， 所以这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女真族的文化受到蒙古与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

就文字而言，女真族的文字深受蒙文的影响。女真的文字十分复杂，晦涩难学，所以一经接受蒙文，便迅速学习并且利用蒙文来进行交流。一般女真人都使用女真语进行交流，文字则使用蒙文，并且蒙文在女真各部之间逐渐推广，女真文也逐渐被淘汰，最终被废弃。最先接受蒙文的是海西女真，但真正使蒙文发展起来并创建满文的则是建州女真，文字的统一对于女真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宗教信仰方面，女真人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在女真社会中发挥着治病祛灾，请神求福的作用。寻常百姓一旦遇到什么困难，便会请萨满法师前来跳神驱鬼，对这一宗教的崇拜一直延续到清朝建立。每当皇室成员遇到灾病，都会举行萨满法师的驱鬼活动。除此之外，女真族尤其重视祭祀，尤其是祭天。经常准备十分丰盛的食物来祭天以求部落强大、战争胜利，祭祀多用牛，所以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马市贸易中，牛的交易量十分突出，其主要作用并非是作为农耕，而是为了祭祀，可见女真族对祭祀是十分重视的。除了萨满教以外，女真族还信奉佛教，在吉林地区也能见到一些类似佛教的建筑，但并不十分普遍。

在衣着方面，女真不是一个盛产绢布的民族，所以布料通常来源于明朝政府的赏赐或是贸易而来，女真族的服饰，尤其是夏季服饰几乎与中原地区的百姓无异，而冬天则多着毛皮裘衣。直到清太宗年间，才正式确立了箭袖、马掛、旗袍、缨帽等保留了女真特点的服饰，此外旗袍还成为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民族服饰。就食物而言，女真族是以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所饮食多偏爱乳、肉、蜜等便于通过渔猎和采集经济而来的食物。在与农耕文明的交往中，女真人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饮食结构，增加了粮食作物在食物中的比重。

女真人最初的居室是地室，在地室的基础上，又借着山势建屋，用土筑墙，用草苫顶，门向东开，屋内三面土坑。明朝中期以后，在海西女真首领的居室中首先出现了砖瓦建筑物，并开始修建城池，吉林地区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有：乌拉城、叶赫东西二城、辉发城等。

女真族虽然经济形态比较落后，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视礼仪的民族，特有的"抱腰接面"礼是最隆重的礼节。"相见者，必抱腰接面，虽男女间亦然。"这种抱腰接面礼是女真人最隆重的礼节。随着女真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对女子的礼仪规范也作出明确规定，在家内，女人行礼，要跪膝而坐，把右手指加于眉端。

发源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骨子里透出的是坚毅勇敢、乐观开阔的性格特点，尤其是长期进行捕鱼狩猎，更锻炼了女真人健壮的体魄与尚武的民族精神。同时女真族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去接触先进的文明然后为我所用。女真族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明，不仅对女真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造，更积极地推动了农耕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