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儒家对于老子，真可谓“欲说老子好困惑”：既要批判老子，又要吸收老子，有的批着批者成了老子的拥趸，比如王安石、苏辙，有的先批后骂，把老子与佛陀一同列入异端、胡人，比如石介、孙复、胡瑗。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老子、佛陀，尤其是老子的态度很复杂，他既要直面“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惨淡局面，承担起光复儒学的历史使命，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对老子进行批评，又要针对性地引进老子的天道思想，来建立和完善他的道德神学——天理（也称天道）。

同时，他还要为弟子们树立一个正确面对先贤的榜样，对弟子们提出要求：不能因为推崇孟子，就把老子跟孟子对立起来：“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其学也是治天下（《朱子语类· 老氏·释氏》，以下引文皆出于此）”。

道家不知“道”，乱了“五常”。朱熹最不能接受道家对仁义礼的批评，认为老子混淆了“道”与“仁义礼”的关系，他继承“二程”的辟老思想认为：老子割裂了本体之道与儒家伦理的联系，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朱熹不仅辟老，连同借老子思想实行变法的王安石、吕慧卿、王雱等人也一同批评，他说：仁义礼智信五者“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老子、王安石认为“道为本”，“礼乐刑政”是道之末，将它们分割开来，认为道与“五者异”，是“不知道之所存”。

请注意：老子所言之道是自然无为之道，从自然无为的“道治”，到人为的“礼治”，是退而求其次的降阶之治。而儒家所言之道是人伦道德之道，即仁义礼智信，此五常，皆是道。

道家欺师灭祖。朱熹认为：魏晋之后，佛教后来居上，“儒教虽不甚振，然犹有学者班班駮駮，说些义理。道教最衰”，守着“珍宝”而不用，却来行怪异之事，把人弄成“鬼人”敬拜起来。

因此，人变成鬼，人事变成鬼事。朱熹说：“老氏初只是清净无为”，后来的道家“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

道家提出了“老子一气化三清”之说，“遂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僣逆，莫此为甚！”如此欺师灭祖之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老子中有仙意”，但老子是人不是神，即使要神化它，也不能僭越于昊天上帝之上！“况庄子明言老聃之死，则聃亦人鬼尔，岂可僣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庄子都承认老子有生死，而人死为鬼，岂能成仙成神，况僭越于上帝之上乎？

朱熹建议废弃道家。所以，如此“悖戾僣逆”之事，“尽当毁废，假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关尹、列子、庄子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

朱熹建议：如果道家不能尽数废弃，那么，老子后学也只能“自家”尊奉，而不能受道家干预，将其当做共同尊崇的对象，列入“天地百祠”。

其实，朱熹所说的“道家”，实指“道教”，不仅朱熹，两宋学者“辟老”，都是将“道家”与“道教”打包一起“辟”的。所以，他们把老子与太上老君，“道教”与“道教”相提并论，用意十分明显。

朱熹对老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的，他辟老主要是“辟”老子将“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认为老子不知道“仁义礼”也是道。

当然他也辟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的“阴谋论”，“全不事事”的“无为论”等等，但这些说法多为曲解，是为他“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的观点服务的。

在朱熹看来，老子“心最毒”，是玩权谋手腕的教父，所以，他将儒家所反对的“申韩之徒”、“兵家之辈”纳入老子的阵营，认为他们“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变诈刑名”。

他以司马迁《老子申韩列传》为证说：“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道家之道传承有序。朱熹也给道家整理了一套道家的传道谱系：“杨朱之学出於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杨氏一向为我，超然远举，视营营於利禄者皆不足道”，“其学也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之学”，所以，杨朱跟老子学说“大概气象相似”。

朱熹认为道家“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的，得其学者，张良便是其中之一：“张子房皆老氏之学……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后来的“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

列子、庄子，与杨朱、老子一脉相承，“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列庄对“老子中有仙意”有所发挥，但仍然没出于老子，毕竟“庄子……亦止是杨朱之学。”

庄子很厉害，可惜他不学孔子。朱熹对庄子议论较多，评价也很中肯，他认为邵雍很厉害，但“庄子比邵子见较高，气较豪” 。

“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做事”，他的《人间世》《渔父篇》等，直教人击节，“如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语，后来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著落”。

朱熹为庄子未能“学孔子”而遗憾，他说庄子书中“多是说孔子与诸人语……大段说得好，只是不肯学孔子”。

何故哉？“所谓‘知者过之’者也”，是因为庄子太过聪明，不屑于“吾圣人之学”，甚是可惜。

朱熹将老子、列子、庄子做一比较，认为“老子深厚”，是要“治天下”，“列子平淡疏旷”“语温纯”，“列子固好，但不如庄子”快刀利斧，“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高到极处，未有出其右者。“孟子庄子文章皆好”，可惜庄子“非吾圣人之道”。

朱熹总体上把道家的传承讲的通透明了，且承认道家思想是用来治世的，汉家天下只用老子两三招，“高祖之业成矣”。

道家之衰，衰就衰在捧着金碗要饭。然而，道家人物不知珍惜，所以说“道家最衰”，衰就衰在：“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傚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

“道士有个庄老在上，却不去理会……无人理会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动得人，非佛教之比”，然而，“禅家已是九分乱道了，他（道家）又把佛家言语掺杂在里面”，落得个半道半佛，面目全非。

道家之道就这么乱套了，既不是老子道德，也非“吾圣人道德”，他跟弟子们谈论“道德”，甚至认为“太史公说话”，大抵也是这般：“太史公智识卑下……便把（老子道德）作大学中庸看了”。

道家珍宝悉数为佛家所用。朱熹对于道、佛二道，既排斥，也消化吸涉，但涉及佛家的语言通常更犀利，大致不离一个“窃”字，他认为佛来中国扎根发展，得益于道家。他赞成宋祁的评价：“宋景文‘唐书赞’，说佛多是华人之谲诞者，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此说甚好。”

朱熹说：佛陀东来，“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今则文字极多，大概都是后来中国人以庄列说自文，夹插其间”。

朱熹认为，老子“道理甚缜密”，所以，“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

佛教的发展，与它自身的适应性有关，更与中国本土深厚、包容的思想文化水土有关，通过几百年的儒释道融合，“至晋宋间，其教渐盛。然当时文字亦只是将庄老之说来铺张……皆成片尽是老庄意思”。

后来达摩来到中国，眼见文字带来的纷争，“遂脱然不立文字”，说“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只是默然端坐，便可静见理。此说一出，颇为动人，于是文人、百姓“皆归释氏耳”，佛教这才真正在中土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