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举行酒会，詹长麟假扮成侍者，偷偷把毒药倒入酒瓶，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举行酒会，詹长麟假扮成侍者，偷偷把毒药倒入酒瓶，他端着毒酒瓶忐忑地走到桌边，把毒酒倒好，按顺序倒入酒杯后，退到一边，开始观察事态进展。詹长麟的早年经历挺坎坷的。他十五岁就投身军队，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学着怎么用枪和打仗。十九岁时，他直接参与了上海地区的战斗，那场战斗打得激烈，他亲眼看到日军推进的情况。母亲身体出问题后，他只好离开部队，回到南京老家照顾家人。家里日子紧巴巴的，通过父亲的一个老熟人，他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干杂活。领事馆里，他主要负责打扫卫生和倒垃圾，日本人觉得他老实，不会日语，就没太防备他。进了领事馆没多久，军统的人找上他，希望他加入组织，当情报员。他答应了，从那以后，一边干活，一边偷偷捡废纸，抄录信件内容，冒险传出去。风险不小，有次介绍他进来的王高科突然辞职去了警察厅，詹长麟被领事馆官员盘问了好几轮，他勉强蒙混过去。后来，他把哥哥詹长炳也拉进来，两人一起干情报活。南京陷落后，日军进城大开杀戒，詹长麟一家住在安全区边缘，亲眼看到街上乱象和日军搜查民宅的场面。这些事让他对日军的恨意越来越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战火很快烧到上海，南京跟着遭殃。詹长麟之前在军队的经历，让他明白侵略者的残酷。他在领事馆工作时，经常听到日本人嘲笑中国人是亡国之人，但他忍着，继续收集情报。1939年6月初，他在清扫一个书记生的房间时，捡到一封日文信，抄下来交给军统。翻译后发现，日本外务次长清水董三郎要来视察，领事馆准备10日晚办欢迎宴，邀请伪政府高层如梁鸿志、王克敏等人参加。这情报一上报，军统南京区就决定行动，成立小组，由尚振声当组长，钱新民指挥，詹长麟负责投毒，哥哥詹长炳配合。军统先转移詹长麟的家人到安全地方，避免后顾之忧。原本计划让他喝毒酒自尽，断掉线索，但他不同意，想继续抗日。10日早上，军统出钱让詹长麟和家人吃顿饭，饭后他拿到一小瓶氰化钾。领事馆宴会上，他把毒药倒进专供高官的温老酒瓶里。开席前，他亲自去倒酒，按顺序给每个人倒上。倒完后，他借故离开。宴会进行中，多人中毒，但效果没预期好，只死了两个日本书记生，船三巳之作和另一个，其他日伪官员只是轻微中毒。投毒后，日本方面大动干戈，派人调查，封锁现场，审问仆役，但没抓到线索。军统为了撇清关系，在上海租界以詹长麟兄弟的名义寄信给总领事，承认投毒是他们个人行为，为报国仇家恨，好汉做事好汉当，别牵连别人。这信让日本人没法继续深挖。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案子渐渐不了了之，成了日本的未解谜案。詹长麟带着家人东躲西藏，藏在乡村，换装生活，避开日军巡逻，直到抗战结束才回南京。胜利后，国民政府给詹长麟发了五万元奖金和一面银盾，表彰他的功绩。哥哥詹长炳继续在军统干，他自己申请退出，组织同意了，安排他去苏州军官训练队当闲职。后来，他做起旅馆生意，日子过得平淡。晚年，有人找到他谈起旧事，他说起投毒时药量太少，没达到预期效果，对军统伪造信件的做法有点不满，但也没再纠缠。詹长麟活到九十多岁，他的行动虽没全成功，却在当时给了日伪势力一个打击，显示出普通人抗日的决心。这个事件从情报搜集到行动执行，再到后续影响，反映了抗日时期地下工作的艰辛。詹长麟从军旅转到潜伏，靠着忍耐和机智，完成了任务。但投毒没毒死高官，只死了两个书记生，这让行动效果打折。日本人处理方式也典型，找不到人就内部找替罪羊。军统的策略是保护组织，但对个人来说，风险全自己扛。整个过程逻辑清楚，从情报触发到避险收尾，一环扣一环。接地气地说，这事就像老百姓报仇，计划好但总有意外，关键是那份不服输的劲头。再想想，詹长麟的经历不是孤立的。那时候很多情报员都这样，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干活。南京毒酒案虽小，却震动了日方高层，伪政府官员也胆战心惊。史料显示，日本记录中这案子列为昭和未解事件，直到军统回忆录出来才真相大白。詹长麟晚年感慨，药量不足是遗憾，但行动本身值了。这提醒我们，历史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实打实的付出和代价。抗日战争中，这样的暗杀行动不多见，因为日军防范严。军统头子戴笠善于用线人，但像詹长麟这样有胆有谋的少。投毒案虽失败部分，但影响大，给了侵略者心理压力。詹长麟没美化自己，说起时就实事求是，承认不足。他的哥哥詹长炳后来命运不同，继续在组织里，但詹长麟选择退出，过普通日子。这选择挺真实的，不想再卷入复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