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酷网

中央红军的总司令，总政委，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分别是谁？“1934年10月7日凌晨，你再给我理一遍，他们到底谁管啥？年轻警卫在瑞金城外急切发问。借着煤油灯光，老参谋把四个名字和四个职务写在地图边角：朱德—总司令，...

当年拍摄《亮剑》的几位男演员里，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扮演赵政委的何政军，他不仅仅是长得帅气，演技也堪称一绝，现在老了还那么有男人味。左边的两位大家肯定都十分熟悉，一眼就能认出。但右边这个我敢说有一半的人不知道他的...

鲁政委、郭于玮、章怡（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举措 2025年9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国函〔2025〕86号）...

1950年，志愿军缴获了3000条毛毯，89师政委王直却下令全部剪碎，战士们不理解：“政委，大冷天的，干嘛要把毛毯剪碎啊？”零下40度的长津湖战场上，当89师战士们看着政委王直下令把刚缴获的3000条美军毛毯全部剪碎时，所有人都懵了。这是疯了吗？大冬天的，好不容易弄到保暖物资，竟然要毁掉？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荒唐的决定，竟然救了无数人的命。王直，1916年出生于福建上杭才溪乡，15岁就参加了红军。这个闽西山区走出来的小伙子，从勤务员一步步干到了师政委，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到了1950年，他已经是第20军89师的政委，34岁的年纪，经验丰富，做事稳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第九兵团的部队从华东调往朝鲜。这支部队大多是南方人，哪见过朝鲜那种鬼天气？从华东出发时还是秋装，到了朝鲜才发现完全不够用。王直早就预感到了这个问题，在东北停留时就想方设法给战士们补充冬装，但还是远远不够。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第27军为主要作战单位。89师作为20军的主力师，承担着重要的作战任务。但是，严寒成了比敌人更可怕的杀手。整个长津湖战役中，东线伤亡4万余人，其中冻死冻伤就有3万余，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就在这关键时刻，89师在一次突袭中缴获了美军的3000条羊毛毯。这些毛毯质量很好，厚实保暖，在当时的朝鲜战场上简直就是救命的宝贝。战士们都高兴坏了，以为这下有救了。可是王直一算账，发现问题来了。89师满编将近一万人，3000条毛毯平均下来，三个人才能分一条。而且毛毯这东西只能睡觉时用，白天行军打仗时根本带不走，太笨重了。王直想起了老家农村妇女做针线活的情景，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想法：既然毛毯不够分，为什么不能重新利用呢？于是就有了那个震惊所有人的命令：把毛毯全部剪碎，做成手套、袜子、护膝、头套这些小件！这命令一下，全师都炸锅了。干部们觉得政委是不是冻糊涂了，战士们更是心疼得不行。好不容易弄到的宝贝，就这么糟蹋了？但王直有自己的道理。他跟大家解释：毛毯虽然好，但数量不够，而且只能晚上用。如果做成小件，每个人都能分到，随时都能保暖。手套能保护双手不冻僵，这样才能正常开枪；袜子和护膝能保护脚和关节，才能正常行军；头套能保护头部，防止失温。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战士们心里还是不舒服。不过军令如山，只能照办。师部马上组织了缝纫队，连夜开工。会针线活的老兵当师傅，教其他人怎么剪怎么缝。整个师部变成了大裁缝铺，到处都是忙活的人。几天后，每个战士都分到了用毛毯做的保暖小件。虽然样子不好看，手工也粗糙，但保暖效果确实不错。更重要的是轻便，不影响作战。事实证明王直的决策是对的。长津湖战役后，89师成为第九兵团唯一能保持师的建制对敌开展追击的部队。当其他部队因为大量冻伤减员而战斗力下降时，89师却能保持相对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些被剪碎的毛毯变成的小件，真的救了很多人的命。彭德怀听说这事后，对王直的做法赞不绝口，不久就把他提拔为26军政治部主任。在九兵团里，王直是唯一一个被提拔的师级干部。王直后来参加了平康、金化、上甘岭等战役，在朝鲜战场上继续发光发热。回国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了开国少将。2014年王直在福州去世，享年98岁。这位从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老将军，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军人的智慧和担当。王直的”毛毯策略”至今还被军事院校当作经典案例研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看似愚蠢的决定，背后可能隐藏着大智慧。在战争中，一个小小的创新，就能改变整个局面，挽救无数生命。一个决定，救了一个师的命。王直用3000条被剪碎的毛毯，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军事智慧。你觉得在那种极端环境下，还有什么类似的创新做法能帮助战士们度过难关？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美军没有政委，是如何实现文官治军的？美国军队本质就是宋军化。其实就是笼络底层士兵，去思想化，严禁军队传播政治思想，士兵是给钱就干活。这种制度下高级军官就是无根之水，谈理想，军队不让谈。美军没有政委，却能把文官...

鲁政委、郭于玮、张励涵（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社融，新增人民币贷款，M1，M2 2025年8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57万亿元，同比少增4630亿元，社融增速录得8.8%，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政府...

1939年，八路军715团打了胜仗。团长看上一支手枪，想自己留着。可政委坚持要上交。没几天，团长发现，政委将那支枪送给了一个女学生。这事儿从齐会战斗说起。715团在冀中平原消灭日军吉田大队，打扫战场时，李文清从日军少佐尸体旁捡到一支手枪。弹匣刻“昭和十四年制”日文，枪把缠半圈褪色红绸——是日军军官的“幸运符”。李文清是湘西老红军，左眼有旧伤，1935年长征过草地被流弹擦伤，战士们叫他“独目将军”。他想留这支枪当纪念。没多久，警卫员小王来传话，说政委叫他去团部开会。李文清揣着枪去了，一进门就见王明远趴在桌上记录战损情况。王明远推过来一张泛黄的登记表，直接说：“老李，这次缴获的物资得全交师部。”李文清把枪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响。他看着王明远说：“我是团长，这次又立了功，留支枪当纪念，不算过分吧？”王明远抬头，镜片后的眼神挺锐利：“你是团长，更得带头守规矩。上次三团张团长私藏怀表，被贺师长当众批评，你忘了？再说，师部要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这些战利品得优先给学员用。”李文清没吭声，想起前一天见村塾女学生冻得缩脖子，琢磨过用枪换棉被，可还是舍不得枪。但最后，他还是交了枪——王明远说的规矩摆在那儿，没法硬抗。当天晚上，李文清见王明远拿着枪出了门，往村东头走。他心里犯嘀咕，就让小王悄悄跟着。小王回来报信，说政委进了村塾隔壁的破庙。过了三天，李文清在村口老槐树下撞见王明远。旁边站着的，正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姑娘。姑娘手里握着的，赫然就是那支手枪——枪把上的红绸没了，换成了蓝布，跟姑娘的校服一个颜色。李文清当时就火了。前一晚贺龙在团部开会还说，“咱们八路军打鬼子靠的是纪律，不是江湖气”，可王明远这做法，不是明着耍他吗？他气冲冲闯进政委办公室，手按在腰间的配枪上，冲王明远喊：“王明远，你竟然耍我！”那会儿王明远正给姑娘写推荐信，见李文清这架势，赶紧站起来：“老李，你听我解释！这姑娘叫春桃，是村塾的抗日积极分子。她哥哥在前线打鬼子牺牲了，这枪是她哥哥的遗物……”“放屁！”李文清没等他说完，就把自己的枪顶在了王明远额角，“我亲眼看见枪在你手里，现在倒成她哥哥的遗物了？”就在这时候，窗外“砰”的一声枪响。是警卫员小王见情况不对，朝天鸣枪示警。王明远趁机推开李文清，夺门就跑。李文清气得眼睛都红了，拔腿就追。一直追到村西头的麦田，他连开三枪，子弹擦着王明远的军帽飞过去，惊得田里的雀鸟扑棱棱全飞了。这事儿没半天就传到了贺龙耳朵里。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贺龙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骂：“李瞎子这是要翻天！”他连夜给715团发电报，命令“李文清即刻降为营长，不得有误”。消息传到李文清这儿时，他正给春桃送东西——一件用自己旧军装改的棉背心。棉背心夹层里，藏着半块银元，是他从长征路上带过来的，本想留给春桃当信物。这会儿没心思多说，他把银元塞进春桃手里，只说了句“别告诉别人”。降职后，李文清被调到了三营。他带着战士们修缮村塾时，看见春桃在教室后墙用粉笔写着“纪律重于生命”六个大字。后来才知道，这字是王明远前一晚写的。摸着墙上的粉笔字，李文清忽然想起1935年湘江战役的事。当时老团长因为私藏战友遗物被降职，后来强渡乌江时，为了掩护战友牺牲了。他这才慢慢想明白，王明远送枪不是徇私情。原来那会儿，日军特务队正打算偷袭村塾。春桃有了这支枪，在特务队来的时候，打死了两个鬼子，救了二十多个孩子。王明远送枪，是为了让春桃能保护孩子们。1940年，李文清跟着部队转战晋西北。临走前，他去村塾跟春桃告别。春桃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手枪是借的，但信仰是自己的。”李文清展开纸条，发现背面还画着一支枪的轮廓，旁边写着“清正”两个字——那是王明远的笔迹。后来，李文清在百团大战中负了伤，左眼彻底看不见了。但那张纸条，他一直留着。1955年授衔，李文清已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有人问他为啥戴独眼罩，他总说：“这伤提醒我，纪律比眼睛更重要。”多年后，春桃在纪念馆见那支勃朗宁手枪。讲解员说，枪上红绸是后加的，原主人是女烈士。春桃摸枪上刻痕，想起李文清的话：“八路军的手，拿枪打鬼子，拿笔写正义，拿针缝补山河。”她才明白，这枪不是礼物，是信仰的接力棒——从李文清到王明远，再到她，最后回到人民手中。现在，冀中平原麦子黄了又青，村塾改成了抗日纪念馆。勃朗宁手枪躺在玻璃柜里，旁边放着李文清的半块银元、王明远的推荐信、春桃写粉笔字的照片。参观者常问：“为啥一支枪能引这么多故事？”讲解员答：“它不是普通武器，是纪律的尺子，能丈量出每个八路军战士的信仰高度。”

1940年，18岁的郭瑞兰救了八路军政委蔡永，43年后，已是将军的蔡永找她报恩，一见面，蔡永就激动地说：“我欠你一条命！”1940年12月，豫皖苏边区，战云密布。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十七团内部，一场由团长刘子仁策划的叛乱正悄然酝酿。刘子仁出身地主家庭，曾为国民党军官，后投机加入抗日队伍，但旧军阀习气未改，思想动摇。当日军大举进犯，根据地形势危急之际，他暗中勾结反动势力准备叛变。组织虽有所察觉，但行动稍迟一步。12月12日凌晨，叛变突然发生。时任团政委的21岁的蔡永与其他几位团领导在睡梦中被惊醒，警卫连长率兵破门而入缴了他们的械。他与战友们被押至一间小屋囚禁，得知刘子仁已公开叛变，形势万分危急，蔡永与几位被囚的同志决心突围。他们利用看守的疏忽，点燃麦秸制造浓烟驱散哨兵，又故意打翻油灯引看守进屋。趁其不备，蔡永等人打倒看守，向外冲去。然而，负责夺取门口机枪的同志未能成功制服机枪手。蔡永在冲出屋外时，右耳被打中。他强忍眩晕继续奔跑，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混乱中，一位战友背起昏迷的蔡永，拼死冲出叛军包围圈，狂奔五六里地。为躲避追捕，战友将重伤的蔡永托付给永城县郭草楼村一户可靠人家。户主郭相山及18岁的女儿郭瑞兰。郭相山是位深明大义的普通农民，郭瑞兰虽年纪轻轻，却十分淳朴与胆识。面对这位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八路军政委，父女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他藏匿于家中。然而，叛军并未放弃搜捕。天亮后，刘子仁的爪牙开始在附近村庄疯狂搜查突围人员，挨家挨户盘问。当砸门声越来越近，郭家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18岁的郭瑞兰扑到蔡永身边，紧紧抱住他，放声大哭。“这是俺男人！他得了麻风病，快不行了，你们行行好，别过来沾了晦气！”“麻风病”三字在当时的农村无异于死亡诅咒，极具威慑力。叛军士兵闻言，唯恐避之不及。郭瑞兰用自己少女的清白名节和全家的性命作赌注，成功骗过了敌人，将蔡永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拉了回来。郭家本就贫寒，自己都食不果腹，却倾尽所有照顾这位素不相识的八路军伤员。郭相山忍痛宰杀了家中唯一的下蛋老母鸡，熬成浓汤为蔡永补身体。郭瑞兰的母亲用珍贵的盐调成温盐水，小心翼翼地为蔡永清洗伤口，防止感染。郭瑞兰则每日守在炕边，端水喂药，细心照料。在郭家的庇护和精心照料下，蔡永的伤势逐渐好转。归队前夕，这位年轻的政委郑重承诺：“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回来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蔡永归队后，继续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身经百战。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空军任职，后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功臣。然而，位高权重的蔡永，心中却从来没忘记寻找救命恩人郭家父女。但战乱年代，行政区划变更，村庄名称改动，加之郭家为避祸可能已远走他乡，种种线索石沉大海。1983年，已64岁的蔡永将军，终于得到了一条模糊却令人振奋的消息。河南永城似乎有一位名叫郭瑞兰的老人。他激动不已，立刻踏上了寻找恩人的旅程。历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那个记忆中的村庄，在一间土坯房前，见到了那位白发苍苍、满面风霜的老妇人，郭瑞兰。蔡永将军疾步上前，紧紧握住郭瑞兰的双手：“我欠你一条命啊！找了半辈子，总算找到了！”蔡永询问郭家这些年的境况，原来，当年蔡永被部队接走后，郭家因救助“共党”之事遭人举报。为躲避报复，郭相山带着全家背井离乡，一路逃亡至河南。他们谎称是“逃荒的山东难民”，在异乡艰难度日。1942年，河南遭遇大饥荒，郭相山夫妇在贫病交加中相继离世，只留下郭瑞兰。淮海战役期间，她加入支前队伍，为解放军运送弹药，护理伤员。新中国成立后，她才得以返回故乡。然而，长期的流亡导致户籍注销，几经周折，才凭借当年支前的记录，由商丘军分区协助恢复了身份。更令人痛心的是，她曾有过婚约，但当对方得知她曾为掩护八路军政委而“假扮夫妻”的经历后，竟退婚。得知恩人如此坎坷的命运，尤其是因救自己而终身未嫁的遭遇，蔡永将军愧疚万分。他当即提出，要将郭瑞兰接到自己身边，让她安享晚年。然而，郭瑞兰却拒绝了将军的好意，表示当年救助八路军是出于本分，从未想过要任何回报。蔡永尊重了郭瑞兰的选择，但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给她，改善她的生活，他让自己的子女称呼郭瑞兰为“姑姑”。1994年，郭瑞兰老人安详离世。蔡永将军亲自为她操办了后事，并带领子女在坟前叩首举哀。此后，每年清明，蔡永将军都坚持到郭瑞兰墓前祭扫，直至2001年自己病逝。有些恩情，重于泰山，有些承诺，穿越生死！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传奇将军蔡永:伏击U-2高空侦察机活捉飞行员）

他调战车师当政委几个月，上级空降干部，改任副政委，师长也换了“杨政委，您暂时别拆行李了，最新任命下午就到。”——1949年12月下旬，天津郊外的战车师营部里，话音刚落，门口传来汽车喇叭声。那封盖着鲜红印章的调令，很快改变了几个人的去向，也映射出新中国建军初期干部流动的节奏和逻辑。平津战役尘埃落定后，四野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战车师。编制亮眼：6500多人，两装甲团、一战车团、一对空火炮团，清一色的机械化装备，全师是一支高配机动拳头。当时曾克林从44军副军长位置调来当师长，政委人选则落在了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杨永松身上。表面看，副军长带师长，政治机关骨干管政工，这套班子搭得稳；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杨永松到任时，时间是1949年春末。此人此前因肝炎在大连治疗了近一年，大仗没赶上，筋骨需要重新适应高强度节奏。可他一句“愿到野战军”仍然打动了组织。入关后，他迅速投入训练，长期泡在坦克发动机旁，衣服常被机油染成斑驳墨绿。有人打趣：“杨政委的军装比战车还黑。”他只是笑，继续盯着油门、变速箱、火控瞄具这些新鲜玩意儿。不过，战车师组建不足三个月，就迎来第一次人事地震：曾克林接到命令，去空军筹建航空混成旅；134师师长黄鹄显火速接棒战车师。师长换人尚在预料之中，真正出乎意料的是政委岗位。总部调来刘何——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有多年炮兵教育和实战经验——直接担任政委。杨永松被告知改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中有句话：“一纸调令，胜过千言万语。”但调令背后自有逻辑。刘何1939年就在八路军炮兵团搞教育，枪炮结合、机械原理驾轻就熟；抗战末期，他进入炮兵学校做政治部主任，后来随校迁往东北。他同样懂党务，但对重火力装备更娴熟。战车师属于全新兵种，组织当然希望军政主官都对机械化有“硬核”认识。与其说是“空降”，不如说是把更合拍的齿轮嵌进机器。面对职务调整，营区里暗潮涌动。有人窃窃私语：“杨政委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上面是不是不放心？”也有人表示理解：“刘何搞炮的，坦克也归装甲火力范畴，肯定吃得开。”至于当事人，杨永松只是对贴身警卫员说了句：“职位是船，任务是河，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撑。”值得一提的是，四野特种兵纵队未随主力南下，因为考虑到江南水网阻碍机械化机动，中央决定让这支装甲力量先在京津练兵、担负首都卫戍，并参加开国大典阅兵。正因此，尽管战车师官兵渴望再赴战场，却只能在炮口和履带上打磨纪律。刘何到任后，第一道命令便是重新梳理技术训练大纲，把坦克驾驶、炮射击、战场抢修三项当做“日资产量化”，每晚汇总数据，第二天训风立竿见影。杨永松在旁协助，重点抓思想动员、纪律细节，两人配合倒也顺畅。1950年春，装甲兵领导机关组建，战车师改称坦克第一师。人事又起波澜，刘何调去装甲兵总部，杨永松再度升任政委。然而此时抗美援朝烽烟点燃，坦克一师奉命入朝。因健康尚未100%恢复，加之需要留一支指挥班子在国内负责补充与维修，军委决定让他坐镇沈阳后方。有人觉得遗憾，他却说：“前线需要炮火，后方同样需要脉搏，缺一不可。”坦克一师入朝后，在平壤西北和价川地区参战，为步兵集团突破提供火力屏障。虽然杨永松没亲临炮火，但指挥所高负荷运转，补给线一旦延误，前线坦克就可能变成“铁棺材”。为保证油弹不断线，他夜里常守着电话到凌晨，出现空当才揉揉眼皮，对值班参谋示意继续记录。参谋后来回忆：“老政委抓后勤，比抓政治工作还苛刻。”战事结束，师部回国整训。1955年授衔，杨永松佩戴少将军衔，那枚星徽是对多年奔波的肯定，也为那段职务起落画下注脚。1957年，他又被调往北京军区工程兵，后来升任政委。有人问他感受，他淡淡回应：“军装穿久了，就像履带压过泥土，留下痕迹就够了。”八个字，道出几十年军旅酸甜。回看1949年那封调令，它虽只将“政委”两字挪了一个格，却折射出当时解放军快速成建制、成体系的现实需要。干部能上能下、专业与政治并重，是军事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必然。正因如此，战车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对坦克兵的初步探索，为后来装甲兵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干部流动频繁并非个人遭遇的悲欢离合，而是新中国国防大厦迅速砌墙、立梁的工序之一。杨永松、刘何、曾克林等人，正是在这种“随处可岗”的节奏里，向外界展现了那一代军人的坚韧与适应力。干部的椅子可以变，使命却不会松弛半分。这，或许就是那段岁月留给后人的最清晰坐标。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后方爆发传染病，纵队罗政委以及韩司令的孩子都生病了。当时药物短缺，后方医院报告上来，罗政委命令：“必须先救韩司令的孩子。后来，罗政委的孩子不幸夭折了。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