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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5日晚，在押送彭总去北京的列车上，有人问彭总；你坦白，毛岸英同志是怎样被谋害的？一句问话刺的老帅心痛。1966年12月25日的那个冬夜，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位身材健硕的老人被数名反对派押解。他佝偻着身躯，沉默地看着车窗外闪过的夜幕，车厢内显得静默而压抑，寒意在空气中徘徊，但最寒冷的，或许是那久经风霜的心。曾经叱咤风云、威慑敌胆的“彭大将军”，此时陷入了个人命运的最低谷。有个小将打破了窒息般的沉寂，却将一把无情的刀插进了这位老人的胸膛。那句刺痛灵魂的问题涉及了彭总人生中最深处的伤疤：“你坦白，毛岸英是怎么被害的？”彭德怀微微抬起了头，目光里瞬间划过一抹复杂，他并没有答话，只是闭上双眼，似是试图压抑翻涌的痛楚。他知道，无论此时他作何回应，世人的误解自始至终都难以完全消解。1950年的11月25日，朝鲜半岛的战火正燃得炽烈，志愿军总部一座简单的木屋内，毛岸英同志自愿从上甘岭战场调回后方协助参谋工作，当时正埋头整理作战电报。上午11点左右，空袭的警报骤响，电光火石之间，美方的B-26轰炸机从天际俯冲而下，投下几颗凝固汽油弹。燃烧的火光吞没了一切，岌岌可危的总部再也无法掩护所有人，最终未及撤离的毛岸英与另一名参谋倒在熊熊烈火之中。两人牺牲后，遗体因严重烧毁而几乎无法辨认，只能凭他常携带的物品确认身份。毛主席失去这位长子的消息，没有迅即宣扬，而只是深埋于心。当时彭总是志愿军总司令，战事的指挥和调控全部经由他之手，身上扛着巨大的责任。毛岸英的惨烈牺牲，不仅令毛主席痛彻心扉，也让许多党内领袖深感惋惜。悲剧背后，针对彭德怀的种种疑问甚至指责却悄然流传开来。有人质问他的职责，认为毛岸英的离去是因为他未对后方保护措施进行妥善安排，更甚者，少数人捕风捉影，竟将彼时甲级战犯的国际活动与毛岸英之死牵扯在一起。一时间，关于毛岸英同志的悲剧解读多如流言，而彭德怀始终未进行直接辩护。1966年，剧变之下，彭德怀再次卷入历史的洪流。那年他已赋闲多年，但从未停止对国家未来的关切，1965年，毛主席安排他再次出山，负责三线建设工程。但就在当时，反对派人士对其颇具敌意，将种种不实的罪名堆加到这一将军身上。在反对派的煽动下，彭德怀被指责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异议是“反对领袖”的行为，同时他还被诬称与外界势力有勾结。甚至于，还将毛岸英同志的死诬陷于彭总身上，指控是彭总谋害了他。面对歪曲的事实，彭总并无惧色，却依然心痛万分。真正让他痛苦的，确实还是因为毛岸英。毛岸英在当时坚持留于作战办公室，即便彭德怀派人一再催促强制撤离，也难以避免整个司令部暴露在敌方空袭打击之下。志愿军总部位于隐蔽的山地，但通讯联络设备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暴露其存在位置，而美军对志愿军的行动拥有高空空中侦察的绝对优势。正因如此，无论是谁坐镇指挥，其结果几乎都是无法逆转的。主席对于毛岸英之死的黯然承受也许从未流于表面，但作为当年的指挥者，彭德怀无法回避。他知道自己并无过错，可老友失去了至亲至爱，他却无法提供任何实质的安慰……这份情债，一直是彭总的心结。

1950年，志愿军缴获了3000条毛毯，89师政委王直却下令全部剪碎，战士们不理解：“政委，大冷天的，干嘛要把毛毯剪碎啊？”王直1916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家里穷得不行，小时候就知道啥叫苦日子。15岁参加红军，从扛枪的小兵干起，靠脑子活泛和胆子大，慢慢成了宣传能手。他画的画，比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简单几笔就把敌人的嘴脸勾勒得活灵活现，战士们看了都拍手叫好。后来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跟着部队跑遍大江南北，攒了不少功劳。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他已经是志愿军89师的政委了，肩上扛着全师上万人的责任。那年10月，抗美援朝刚开始，第九兵团紧急入朝。89师的战士大多是南方人，穿的还是薄棉衣，压根儿扛不住朝鲜的冬天。长津湖那儿，气温能到零下40度，手脚冻僵是常事儿，枪栓都能冻住。王直早看出这仗不好打，除了敌人，天气也是大敌。部队北上时，他在沈阳硬是停了一天，找东北军区要了些棉衣，贺晋年司令员也很痛快，把库存都掏出来了。这才让89师的装备稍微像样点。可到了长津湖，麻烦还是来了。美军有飞机坦克，志愿军啥都缺，冻伤比打仗死的还多。就在这时候，89师在柳潭里和新兴里截了美军运输队，弄到3000条厚羊毛毯。战士们眼都亮了，心想这下能睡个好觉了。可王直却说：“全剪碎！”这命令一下，大家伙儿都懵了，觉得政委是不是脑子冻坏了。其实，王直有他的算盘。他掰着指头一算，3000条毛毯看着不少，可89师上万人，分下来连三分之一的人都盖不上。睡觉时暖和，行军打仗咋办？背着跑？还不如剪成小块，做成手套、袜子、耳罩，每人都能分到点，随时保暖。这想法听着简单，可在那种环境下，能想到这点，真是脑子活。他不是要毁东西，而是要把有限的东西用出最大效果。结果呢，战士们动手剪毛毯，缝成小件。手套护手，袜子暖脚，耳罩挡风，虽然不咋好看，但在零下40度能救命。长津湖战役打得惨，别的部队冻伤一大片，有的连队战斗力直接废了。可89师不一样，冻伤少，枪还能握得住，硬是顶住了美军的攻势。这事儿传到彭德怀耳朵里，他特意找王直聊了聊，夸他脑子好使。后来，王直升了第26军政治部主任，成了第九兵团唯一提拔的师级干部。这“毛毯事件”也成了军里的传奇，讲的是个啥？讲的是领导得动脑子，得把战士放第一位。3000条毛毯看着值钱，可王直知道，保住人比啥都强。他这招不花哨，但实用，硬是把坏事儿变成了好事儿。再说深点，这不光是个保暖的事儿。王直干这活儿，体现的是啥叫战略眼光。战争里，资源少得可怜，怎么把这点东西用出花儿来，是个大本事。他不按常规出牌，敢想敢干，才有了这结果。那时候，志愿军缺吃少穿，条件差到不行，一个小决定就能翻盘。王直这人，不光有胆子，还有心，把战士当命看，才琢磨出这法子。咱再想想，要没这3000条毛毯剪碎，89师能撑那么久吗？冻伤一多，战斗力没了，美军说不定就突围了。长津湖战役的意义就不用多说了，志愿军靠命拼出来的胜利，王直这决定也是拼出来的关键一环。他告诉咱们，不管啥时候，都得因地制宜，把手里的牌打好，才能翻身。

贺龙元帅有个超级强的能力，这点其他元帅应该都有略逊一筹，那就是爆兵能力，不然也不会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贺龙元帅人到哪里，队伍就能从哪里拉起来。贺龙189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县一个穷苦农民家，早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14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接触反帝反封建的想法。那时候他才18岁，已经在秘密聚会里讨论国家大事。两年后，1916年，他组织湘西暴动，带21名乡邻袭击芭茅溪盐局，缴获12支枪，成立桑植讨袁护国民军，当上总指挥。队伍就这样从小打小闹起步，沿河边行军，躲避官军追击。同年，他当上湘西护国军左翼第1梯团第2营营长。1917年9月回乡组建农民武装，成员大多是穷苦人，手里农具多过枪支。1918年起，他升任湘西护法军第1营营长、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梯团长，在湘西山区打了几仗，队伍慢慢壮实。1920年，他开始学马克思主义，通过看书和聊天，信念越来越坚定。1922年，他随援川军入川作战，在高原上指挥部队攻占阵地。1924年，任建国湘军第2混成旅旅长，队伍扩到几千人。1925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副师长兼澧州镇守使，守住要地。1926年参加北伐，任独立第15师师长、第20军军长，从湖南打到武汉周边。1926年7月入党，次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当总指挥，部署部队占领关键点。贺龙在革命路上，拉队伍的本事特别突出，从小股武装发展成大军，总能在困境中快速集结人马。1916年，他和吴玉霖在石门与慈利交界处行动，两人就带两把菜刀，夺下两支枪，靠这个重新组织武装，招募乡邻，队伍很快就起来了。这事成了他用最小资源起家的经典例子。1928年3月回桑植，他走访乡村，动员农民和旧部，短时间内拉起3000多人，成立工农革命军。1929年1月攻占鹤峰县城，创建湘鄂边苏区，亲自说服民众参军，队伍从几百人扩到上千，靠山区地形打追敌。1930年7月和红六军会合，组建红二军团，当总指挥，在潜江等地用诱敌战术歼灭敌旅，兵力增到4000多人。长征中，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在雪山草地重组散兵，保持战斗力。抗日时期，率120师开辟晋西北根据地，招募当地青壮年，训练成正规部队，规模扩到数万人，打日军补给线。他的爆兵能力强在哪？不管环境多差，到新地方总能通过动员和胜仗，拉起战斗力强的队伍，其他将领在这点上确实比不过。抗日胜利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让他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部队及后方，集中资源支援西北战场。他组织财政经济统一，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主持会议实行供给统一，确保野战军粮草不缺。陕甘宁土地穷、人口少，他指示设兵站，专员县长筹粮运输，在黄土高原上运物资，避开敌侦察。开展整军运动，压缩机关人员上前线，动员散兵和新兵，扩大地方兵团，给前线补充兵源。1947年胡宗南攻延安，他调三个纵队支援彭德怀，部队渡黄河加入西北野战军，打退敌军。贺龙扩建兵工厂，招3000多名工人，开技术学校，提高效率。到1948年，工厂年产炮弹4000发、子弹15万发、迫击炮弹7万发、手榴弹100万枚、炸药20万吨，用骡马队往前线送，解决弹药短缺。他还到部队化解旧部和新指挥的矛盾，讲党领导的重要性，统一大家认识。1955年9月27日，贺龙获授元帅军衔，排十大元帅第五，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的贡献不光在前线，更在后方保障上。

开国大将陈赓的人际关系网，他们是：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②周恩来是他黄埔军校的老师，过从甚密。③徐向前元帅、周士第上将、陈明仁上将是他黄埔军校一期同学。④他被捕入狱后，国母宋庆龄曾极力营救。⑤在上海，曾与鲁迅交往过。⑥在长征中，毛主席曾说：陈赓了不得，以后可以当军长。⑦抗战中，在刘伯承、邓小平129师任386旅旅长。⑧与彭德怀元帅关系密切，彭总的婚姻就是他搭桥牵线的。⑨他的妹夫是开国大将谭政，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等职。⑩他的连襟是开国上将陈锡联，曾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赓大将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市英年早逝，年仅58岁。治丧委员会名单一共35人，除了彭德怀元帅外，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都在其列，还包括了肖劲光、罗瑞卿两位开国大将以及6位开国上将。追悼会上，周总理肃立，小平哀悼，林彪主祭，董必武、李先念副总理、粟裕大将、杨勇上将、王震上将、宋任穷上将等参加了追悼会，规格是很高的，可见陈赓大将的人缘和威望有多高。

抗美援朝中，邓岳率部行军时，发现路边有一日式房屋，进去却发现一群人拿着冲锋枪对着他。邓岳问其番号，对方竟闭口不答。1950年10月的朝鲜夜晚，月色朦胧，40军118师师长邓岳率部急行军中迷失方向。路边一座日式房屋透出微光，邓岳进入查看地图，却突然面对一排冲锋枪。询问番号，对方闭口不答，枪口直指。这惊险一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40军118师从安东跨过鸭绿江，经过五天五夜急行军，于24日晚抵达朝鲜北镇地区。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118师实际上已成为整个志愿军的前锋，但师长邓岳对此并不知情。当晚黄昏后，部队继续前进。邓岳师长和张玉华政委同乘一辆吉普车，在经过复杂山路时迷失了方向。在大榆洞的一个山沟口，他们遇见了朝鲜人民军，问路时得知这些人是金日成的卫队，沟里还有一个志愿军作战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那个令人紧张的遭遇。月光下，路旁的日式房屋透出微弱灯光，邓岳让司机停车，准备进去看地图确认位置。警卫员推开房门，里面突然响起朝鲜话的喊叫声，随即电灯被点亮。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一排身穿呢料军服、手持冲锋枪和手枪的武装人员，枪口齐刷刷对准了他们。这些人军容整齐，装备精良，显然训练有素，与路上遇到的那些衣衫褴褛的撤退人民军完全不同。邓岳让翻译询问对方的部队番号，但这些武装人员竟然闭口不答，依然用枪指着他们。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双方相互对峙，随时可能擦枪走火。面对这种危险的僵局，邓岳保持着军人的冷静，主动自报家门说明身份。听到他是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后，对方态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纷纷放下枪支。原来这些人正是金日成首相的警卫部队，而邓岳他们误打误撞闯进了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得知情况后，邓岳立即提出希望见金日成首相。卫队当即为他们带路，在距离不远的另一栋日式房屋里，邓岳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沉思的彭德怀司令员。彭总单枪匹马，只带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来到大榆洞金日成临时指挥所，商讨志愿军入朝作战大计。此时战场形势十分严峻。金日成能掌握的部队只有三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而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七八个师。彭德怀深感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正为如何部署作战而忧虑。见到邓岳率领的118师到达，彭德怀如天降神兵般兴奋。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118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邓岳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部赶往两水洞地区布置伏击阵地。1950年10月25日上午9时许，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10时许，敌军进入志愿军118师预设伏击圈。负责阻敌的第354团团长褚传禹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对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全歼敌军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中队，毙敌325人，俘敌161人。战斗结束后，邓岳给彭总打电话报告战果。彭德怀问：“吃了肉包子没有？”“吃上啦，全肉馅的。”“露了馅没有？”“一点没露，包得严严实实。”这个”包饺子”的密语，说的就是围歼了敌人，韩军是”纯肉”，联军是”骨头”。彭总听后激动地说：“好！打得好！总部要通令嘉奖你们。”这就是著名的”两水洞战斗”，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首战告捷。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个月夜里的偶然相遇。如果邓岳没有误入那座日式房屋，如果没有遇到金日成的卫队，如果没有因此见到彭德怀，整个朝鲜战局的走向可能会大不相同。这次看似危险的遭遇，实际上成为了中朝友谊的见证和抗美援朝胜利的重要转折点。从鸭绿江到三八线，从首战两水洞到五次战役，邓岳和他的118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钢铁意志和血肉长城。一个偶然的误入，一次紧张的对峙，却改写了朝鲜战争的开局。你觉得历史上还有哪些看似偶然却影响重大的相遇？邓岳将军的沉着应对给你什么启发？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这些王牌部队为何没参加抗美援朝？之“万岁军”38军鸭绿江上的雾，总是起得很早。那年秋天，北岸的芦苇叶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河面像一面铺开的灰镜子，映着天边沉甸甸的云。黑压压的队伍在堤上走，车轮压在冻得发硬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嚼碎的冰渣。偶尔有马打个响鼻，白雾喷在空气里，很快被风卷散。没人高声说话，肩上的枪、背上的口粮袋子，都在颠簸里发出细微的碰撞声。这就是首批要渡江的志愿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五十军、六十六军——他们离战场只有一步之遥。那时的挑兵，不是简单的排排坐、数名气。东北的部队占了地利，离战场近，补给线短，秘密性好。军委要的是“快”，要的是“稳”，谁能在最短时间里跨过去，谁就先打。而那些同样名声在外的王牌——十二军、十五军、四十三军、四十一军——都各有各的牵绊。有人正埋在南方山里清剿顽匪，有人守着海防线不敢松手，还有的在换装整编，兵没凑齐、装备没到位，走不开。南方那片海，表面平静，暗里却涌着急流。海南岛刚打下来，四十三军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得接管地方、修码头、清理海上通道，防着对岸的炮声突然又响。沿着粤东、潮汕一线，四十一军的日子更是紧绷。塔山阻击的狠劲，他们在沿海巡逻时也没放松过，夜里出海的木船、藏在渔网里的枪，都可能让前几天的安稳化为泡影。那时候，谁都知道，东南沿海是个不能露空的口子。三十八军的命运，和他们的历史一样，带着几分传奇味。出身平江起义，走过长征雪山草地，八路军的日子里摸爬滚打，解放战争中杀进辽沈、冲过平津。他们不是没跌过跟头，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就打得窝囊，被敌人从指缝里跑了出去。可第二次战役，他们像憋足了劲的豹子，松骨峰、三元里一路冲杀，急行军一百四十多里，硬是把美军退路卡死。那仗打完，彭德怀拍了嘉奖电报，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这个名字像烙印一样，印进了军旗。彭德怀对三十八军的感情，不是外人能全懂的。平江起义时的烟火味，他记了几十年。他明知道第一次战役他们有失误，还是给了机会——第二次战役的锋刃位置，交给他们。战场上，这支部队用行动还了情，也还了那份信任。回国后，他们先是守在通化、抚顺，离鸭绿江不过咫尺，后来调进北京军区，接过六十九军的位置，成了首都的屏障。从那以后，他们的枪口不常对着外敌，而是静静守着京畿的方向，像一张压箱底的牌。对印反击战的时候，西南的军队自己解决了；珍宝岛冲突，边防部队顶在最前；七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东线清一色是四野的兄弟，西线是二野的老伙计。三十八军没动，苏军在北境陈兵百万，他们留在北方，不是闲着，而是让对手心里始终有一根刺——你不知道这张牌什么时候会打出来，也不知道一旦打出来，会有多重。兵力的安排，从来都像下棋。四十三军在海南，不能撤；四十一军在海防，不能松；三十八军在北方，不能轻易动。外人看着觉得奇怪，王牌不上场，好像屈才。可在军委眼里，这正是牌的价值。有的牌要亮出来，有的牌要扣着，等对手走到某一步，才会忽然拍在桌上。朝鲜的雪地里，有人冲锋，有人埋伏；国土的海岸线上，有人巡逻，有人布防。那些没出现在入朝名单里的部队，并不缺少勇气，他们的战场，只是换了个方向。夜色沉下来时，海南的海面会闪起渔火，粤东的哨所会传来一阵阵风声，北方的营房外，雪落在铁丝网上，发出细小的脆响。三十八军的战士站在那片雪地里，肩上是沉甸甸的枪，眼睛望着远处的黑影，呼出的气，在寒夜里化成一团白雾。

抗战中，八路军副团长王耀南忽发现日军纷纷脱去土黄色外衣，穿着和地貌完全不搭的白衬衣冲锋。王百思不得其解，当看到我方战士湿透的衣服后，他恍然大悟：日军快不行了。王耀南（1911年—1984年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耀南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工兵史，因此同志们称他为工兵王，拥有”架桥王”“地雷战王”“爆破王”等称号。1911年冬，辛亥革命爆发后，王耀南出生在江西萍乡上栗一个手工业鞭炮世家，起名为冬伢子，少时家贫，随父到安源煤矿做童工。八岁时，王耀南就跟着父亲在矿井下当爆破工，掌握了娴熟的火药制作和爆破技术。1922年，李立三创办了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在教学中把科学文化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后来又秘密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王耀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撞。1922年安源大罢工开始，11岁的王耀南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带领17000多名工人高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时，十六岁的王耀南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爆破队副队长，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军事生涯。长征期间，王耀南展现出卓越的工兵才能。红军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先后架起十余座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经过22条河，基本上由王耀南担任渡河现场总指挥。抗战爆发后，王耀南更是各部队争相调用的宝贵人才。1939年6月，正值山西康城战斗期间，时任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副团长的王耀南遇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战场现象。当时，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与700多名日军骑兵遭遇。战斗中陈士榘负伤昏迷，王耀南临危受命接过指挥权。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下午时分，王耀南通过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日军在准备冲锋前，竟然纷纷脱掉外面的土黄色军装，只穿着里面的白色衬衣作战。这让王耀南大为不解。按常理，土黄色军装更适合在山地作战时隐蔽，而白衬衣在黄土高原上格外显眼，简直是给八路军当活靶子。正当王耀南百思不得其解时，他注意到身边战士们的情况。六月的山西烈日炎炎，2营的战士们个个汗如雨下，军装早已湿透。看到这一幕，王耀南瞬间恍然大悟。日军脱掉外衣，正是因为天气酷热，加上冲锋爬坡体力消耗巨大，出汗更多，他们宁愿冒着暴露的风险也要散热降温。这从侧面说明，日军的体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凭借多年作战经验，王耀南进一步推断：到了晚上，日军的体能势必更加虚弱，指挥官必然会在夜晚来临前调整部署，让疲惫的部队休整。如果按原计划夜间偷袭，岂不是正好撞进敌人的防御圈套？王耀南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作战时机。他命令1营2营将夜袭计划提前4小时执行，趁着日军体能最为虚弱的黄昏时分发起攻击。果然，下午4点的攻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从枪声判断敌人火力明显减弱。此战八路军歼敌200余人，自身伤亡400人，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难得的胜利。1939年6月，與日軍川口遭遇戰，他三次九處負傷，毛主席派夫人江青持親筆信前往慰問，毛主席信中稱王耀南是”民族英雄”。这次川口战斗就是康城遭遇战的延续，王耀南的敏锐观察和准确判断为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后，王耀南继续在各个战场发挥工兵专长。著名的百团大战就是由王耀南建议，由破坏敌人交通线而发展起来的。百团大战期间，王耀南亲自指挥井陉煤矿、娘子关隧道等重要目标的爆破作业。解放战争时期，王耀南更是屡建奇功。1948年太原战役中，王耀南率晋中军区独立1、2、3旅7000余人在外围作战中，克黄寨，棋子山，牛驼寨等要塞，歼敌数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王耀南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到1952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三次命令时任绥远军区参谋长的王耀南到朝鲜负责解决志愿军的防空和防重炮问题，王耀南提出坑道战的战术，解决了志愿军的防空和防重炮的问题。1955年9月，王耀南被授予工程兵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任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70年担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值得一提的是，王耀南性格耿直，一生经历八次降职。无论是当连长还是当伙夫，他都兢兢业业，从不抱怨。1984年11月3日6时25分，王耀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他钟爱的工兵部队和事业，享年73岁。王耀南生前主动提出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为四化建设做最后的贡献。从安源矿工到开国少将，从爆破专家到工兵司令，王耀南用自己的传奇经历诠释了什么是革命军人的本色。那次康城战斗中对日军脱衣细节的敏锐观察，正是他丰富作战经验和卓越军事素养的生动体现。

抗美援朝打不打，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出兵！”这就叫格局，大战略格局。1950年的北京，风已经凉了。街上骑车的人都缩着脖子，袖口里握着冻得发僵的手。夜里风一过，屋檐下的雨滴被吹得东倒西歪，叮叮作响。中南海里灯火未眠，电报室的机器哗啦啦地吐出纸带，散发着一股子热纸味，叠起来已经半人高。上面写的，不是哪里的庄稼丰收了，也不是哪个厂子开工了，而是鸭绿江对岸的消息——美军越了三八线，正一路向北逼近。东北来的电报有一种寒意，不是天气的冷，是那种一想到就让人后背发紧的冷。有人形容，江对岸的夜空就像被人用一支粗糙的钢笔乱涂过——黑底上几笔火光，时不时闪一下，亮得刺眼。江边的渔民说，有时候能听见远处沉闷的炮声，像有人隔着很厚的门板敲你，闷闷的，却能传到心口。就在这样的气氛里，“打还是不打”成了绕不开的结。会议室里的椅子被来回拖动，脚底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响声。有人拍着桌子说，新中国才喘口气，家里什么都缺，打下去，怕是会被拖死；有人低着嗓子提醒，东北的门一旦开了，就等着别人进来坐堂上喝茶吧。毛泽东听了很久，他的手习惯性地敲着椅扶手，不快不慢。那天他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像水里落了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推开——不打，有一万个理由；打，就一个理由，不能置之不理。这不是一句空话，更像是一记闷棍，把大家心里的犹豫打散了。朝鲜、台湾、越南，这三把刀如果架在脖子上，等着挨的不是一刀两刀，而是绞索收紧的那一刻。几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下来，犹豫变成了定案。10月8日，命令发出，志愿军组建，彭德怀挂帅。十天后，鸭绿江的水面起了雾，连岸边的草都带着湿气。战士们背着枪，踏在结实的木板桥上，脚步压得很轻，偶尔有人回头望一眼——黑压压的江水像一块厚布，把他们和身后的国土隔开了。那一刻，没有鼓号，也没有喊声，只有雾气里一双双眼睛亮着，像是怕惊动了谁，又像是怕自己心里的那团火会被吹灭。入朝后的第一仗，是在两水洞打响的。四十军的部队像一双练过的手，拦头、截尾、斩腰，把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压在谷地里。战斗结束得很快，快得像是生怕夜色来不及见证。前线的电报飞回北京，毛泽东只是吐出一个“好”字，就像是在棋盘上落了一颗子——该轮到对方着急了。那一天，后来成了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但战局并不会因为一场胜仗就松口气。美军的空中优势让他们像鹰一样俯冲下来，撕开地面阵地。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这仗不能抱速胜的念头。他提了个听起来有点怪的词——“零敲牛皮糖”，意思就是一次消灭一个营，别贪大。这样磨着磨着，敌人的劲就泄了。志愿军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就像拔钉子，一点点撬，不求一口气全拔掉，但一定要让它松。人是铁，力气是有限的。连续作战几个月后，部队减员得厉害。毛泽东拍板改了补兵的办法，不再只从国内抽调老兵拼补，而是成建制轮换，让疲惫的部队回国休整，新的部队顶上去。这么一来，前线像是换了新血，能咬得住战线。谈判的影子很快落在了战场上。板门店的桌子不比战壕轻松，毛泽东明白，战场上的主动权才能换来谈判桌上的主动权。打得赢，才谈得好。谈判期间，敌人不断挑衅，甚至动用炮火来给自己“加码”。毛泽东亲自看复函的措辞，连会议场所的安排都要过问。他的原则很简单——第一次交锋必须稳住，哪怕是文斗，也不能让对手占了口舌上的便宜。上甘岭的战火烧了四十三天。山头被炸成了焦土，泥土松得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脖子。敌人倾泻的炮弹足够把一座小山夷平，可志愿军的阵地还是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地表守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到坑道里，等着反击的时机。最后一轮冲锋过去，失地全部收复，美军的锐气被彻底压下去。1953年的夏天，停战的气息越来越近。毛泽东在签字前两天，还对全军下令，要防止敌人破坏协定。7月27日，板门店的协议签下来了。那天没有想象中的欢呼，战士们只是照常站在阵地上，风吹过脸，带着汗味和火药味。那一仗，打掉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个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国家，在枪炮声和谈判声里守住了自己的边界，也让外面的世界重新打量这个年轻的政权。国内曾经担心战争会拖垮经济，可事实是，全国的力气被调动了起来，“边打、边稳、边建”不再只是标语。板门店的签字笔还留着墨迹，鸭绿江边的雾又一次升起来。桥这头，是归来的士兵；桥那头，芦苇在风里摇晃，像在向他们招手。

1948年10月，第50军军长曾泽生病倒了，由于是国军改编部队，副军长人选还没定下，一时军中事务无人执领。于是，罗荣桓便请示毛主席，该派谁去主持工作。主席思索了一会儿，说：“那个给红军送过重礼的国军排长在哪里？我看他就可以。”主席口中所说的“国军排长”，名叫叶长庚，主席为何对他“送礼”的事记得这么清楚，只因当时他对红军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叶长庚，原名叶樟根，1903年生于浙江开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起就扛起家庭重担，1926年，他在一个姓陈的地主家打零工，由于地主儿子在韶关打仗受了伤，地主着急去探望，便雇佣了叶长庚当脚夫，随他一起前去。那一年，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叶长庚一路见到不少北伐战士，他们喊着“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一队一队地从叶眼前充满气势地走过。叶长庚没见过什么世面，但也知道他们干得是维护国家安定的大事，此时的他并没什么雄心抱负，但也想为国家尽一份力。于是，他毅然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踏上了北伐之路，并被编入2军13团机枪连，随后相继参与了进攻南昌和南京的两大战役。由于他作战勇敢，很快受到上级赏识，被提拔为机枪连代理排长，他的连长还给他更名为叶长庚。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叶长庚对此很不理解，他与共产党虽接触不多，但也知道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今却惨遭老蒋杀害，一时间，他对蒋军很不满。之后他便有意开始接触共产党，特别是驻扎在景德镇时，与共产党接触很频繁，还利用职务之便，向方志敏提供过武器，由此，也使得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29年12月，上级命他率所部往江西吉安孤江边攻打红军，叶不愿与红军为敌，唯一方法就是率部起义，于是，他说服了愿与他一同起义的22名士兵，带了2挺机关枪、8支步枪投奔了红军。要知道，当时红军队伍武器匮乏，叶长庚忽然带来了两挺机关枪，这对红军队伍来说可是一份重礼，更何况当时老蒋正加紧进攻井冈山，这些装备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按照规定，每挺机关枪可奖赏250块，每却步枪可奖50块，每个人也可奖50块，但叶长庚坚持不要奖励，他说他来投奔红军，不是冲着钱来的，是为了寻找光明道路而来的。彭德怀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接见了他，就连毛泽东也知道了他的大名。加入红军后的叶长庚，相继出任过机枪排长，大队长、红八军四二团团长、赣南独立十二师师长等职务，由于表现出色，还荣获苏维埃政府颁发的三级勋章和十年英雄善战纪念章，并于1930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之后他参与了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抗战爆发后，他一直活跃在晋察冀地区，出任过第四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他被调往东北，升任黑龙江的军区司令员。从他的阅历，不难看出，叶长庚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资历，所以，毛主席想到让他来做50军的副军长。但是，问题也来了，叶当时已是司令员，再被调去当副军长，那不是降级了吗？他当年带着22人起义时，就是冲着光明去的，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更何况这次是被主席亲自点名，他更不会有意见了，这一高风亮节在他后来评军衔时再度展现了出来。主席点名让他当50军副军长，也是很有深意，他是早年起义的国民党官兵，而50军前身是原国军第60军起义过来的，叶作为起义将领，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最容易做队伍的思想工作，而且他立场坚定，绝对能担得起这个重任。事实也是如此，他担任副军长后，率部参加了鄂西战役，在解放重庆、成都等重大战役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抗美援朝战争时，50军又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上也打出了风采，毛主席还曾夸赞他们，说：“这支部队，在老蒋手里是60熊，到人民手里，就是50凶了！”1955年授衔时，负责授衔的罗荣桓对叶长庚很是犯难，以叶的资历，评中将是没问题的，但从他担任师长到50军副军长，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他只晋升了半级。如果评他为少将，多少是有些吃亏的，于是，罗还专门找叶谈了话，叶说，他是贫苦出身，投身革命，只为国家做贡献，对于军衔他没有太高要求。罗荣桓对他很是钦佩，最后叶长庚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三枚一级勋章。1986年4月2日，叶长庚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3岁。

1955年，彭德怀气冲冲地找到毛主席，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司令员当元帅，参谋长当少将，这个元帅我当不了！”主席一听，就知道，彭老总这是来替解方打抱不平了。解方，1908年生，吉林东丰县人，家境很好，父亲做茶叶生意，很重视教育，他从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后来考入东北讲武堂，在校表现优秀，深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又前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他请求回国效力，正式加入东北军，并主动请缨担任了天津安保司令。别看他年纪不大，在管理上很有一套。在他到达天津后，首先在城区实施了宵禁，仅过了两周，天津的治安便大大改善。之后他还挫败了土肥原贤二策划的天津事变，气得土肥圆大骂：“没想到，学生打老师，还打得这么狠！”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喜峰口古北口战役，后随东北军移驻西北，并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仍在国民党内为我军提供情报。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于1941年正式归队。回到延安后，他见到了毛主席，然后就改了名。其实他原名叫解如川，见到主席后，主席很幽默地说：“你回家了，这算是彻底解放了，就叫解方好了”，之后他就改名叫解方了。到延安不久，解方即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358旅原是贺龙南昌起义时的老家底，解能空降这个旅，足见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由于解是东北人，又在东北军待过，便将他派往东北，也是第一批被派往东北的将领，为东北解放做出了贡献。不过解方最大的贡献则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他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参谋长，跟随彭德怀前往朝鲜。解方在总参的位置上干得很好，被彭总称为“军中诸葛亮”，每每遇到难题，或有重大决策时，彭总会开玩笑地对他说：“诸葛亮，说说吧，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足见彭总对他的信任。彭总是个急性子，好批评，打了败仗肯定要批，打了胜仗也少不了唠叨。38军军长梁兴初就因放跑了美军黑人团，而被彭总骂了个狗血淋头。但解方从来没有被彭总骂过，所以，很多将领犯错了，都跑去找解方，让他从中调停一下，避免被骂得太凶。解方精通几国语言，在朝鲜停战的谈判中，他作为我方代表的谈判人员之一，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美军虽然战败，但在谈判桌上仍旧十分傲慢，面对美军的刁难，解方总能应对自如，常常令美军无言以对，因此，他也成为美方代表十分关注的人物。时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乔埃，在他的回忆录这样评价解方，说：“解方的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不好对付，是个谈判劲敌。”美国著名军事家赫梅斯也评论说：“他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畏惧。”可见，在谈判桌上，解方令美国人十分头疼，重挫了美国人嚣张的气焰。彭总还说，回国后要把他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去干外交。所以，解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他仅被授予了少将呢？首先，当时授衔不止看功劳，还要看资历。解方入党时间相对较晚，1936年入党，而授予中将军衔的将领大多是在1930年之前入党的，解方入党时间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级职务的其他将军都要晚。因此，他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缺乏土地革命时期的资历，这也就影响到了他的授衔。其次，解方的战绩也不明显，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并没有独自统率部队作战的经历，当然，参谋长的职务也是一个局限，这也注定了在评衔时他所占优势有限。再者，解方将军也没有达到更高军衔的评判标准，因为按照当时的授权标准，授予中将必须是在1952年之前担任过副、准兵团级职务的，而解方的军队职务在新中国成立前都不高，顶多算是正军级。此外，还有一点可能是他的出身受限，他是地主出身，也有不少人因此非议。所以，最后即使彭老总找了毛主席抱怨，也难以改变结果。但解方将军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怨言，在新的岗位上，他仍旧兢兢业业工作。1984年，解方将军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