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是感觉不到疼的！”1985年，美国在给一婴儿做开胸手术时，全程没用麻药，面对孩子母亲的质疑，医生的回答，让人目瞪口呆。看着保温箱里浑身插满管子、呼吸微弱的儿子，吉尔的心像被揪成一团。她强忍着产后的虚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名字，唯一的期盼就是医生能让儿子平安挺过难关。可术前沟通时，一个细节让她瞬间僵住——当她询问医生“手术会用哪种麻药，会不会对孩子大脑有影响”时，主刀医生理查德却轻描淡写地回答：“不用准备麻药，婴儿是感觉不到疼的，麻药反而会增加手术风险。”这句话让吉尔如遭雷击。她虽不是医学专业人士，却清晰记得自己每次抽血时的疼痛感，刚出生的婴儿难道真的对疼痛毫无感知？她试图反驳，可理查德医生却以“这是医学界共识”为由，拒绝了她的质疑。更让她无力的是，其他医护人员也纷纷附和，说“婴儿神经系统没发育完全，疼痛信号传不到大脑”“过去几十年的婴儿手术都是这么做的”。在“救子心切”与“医学权威”的拉扯中，吉尔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推进手术室，而她不知道的是，这场没有麻药的开胸手术，会成为母子俩一生难以磨灭的创伤。手术进行了整整5个小时。当吉尔再次见到杰弗里时，孩子浑身裹着纱布，小小的身体还在不受控制地颤抖，哭声微弱得像小猫叫，连吸吮母乳的力气都没有。护士解释说“这是术后正常反应”，可吉尔却注意到，每当医护人员触碰杰弗里的手术伤口附近时，孩子都会突然绷紧身体，哭声变得尖锐，眼神里满是她从未见过的恐惧。术后几天，吉尔开始疯狂查阅医学资料，试图找到“婴儿是否能感知疼痛”的答案。她泡在医院图书馆，翻阅了上百篇论文，发现当时美国医学界确实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婴儿的大脑皮层和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无法像成人一样感知疼痛，甚至有权威医学期刊在1980年发表论文称“新生儿对疼痛的反应只是无意识的肌肉抽搐，而非真正的疼痛感知”。可吉尔在资料里也发现了不同的声音。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曾在1983年发表研究，通过监测婴儿抽血时的心率、血压和皮质醇水平（压力激素）发现，婴儿面对疼痛刺激时，生理指标的波动幅度与成人相当，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通过哭闹、肢体僵硬等方式传递痛苦。杰弗里的术后恢复远比预期艰难。他不仅反复出现肺部感染，还变得极度抗拒与人接触——只要有人靠近保温箱，他就会立刻哭闹不止，即使是吉尔喂奶，也必须等他完全平静后才能靠近。这种“创伤后应激反应”，让吉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她联系了当地的母婴权益组织，将杰弗里的遭遇公之于众，很快引发了舆论哗然。越来越多有过类似经历的父母站出来发声：有人说自己孩子做疝气手术时，没打麻药，术后连续三天哭闹不止；有人说孩子割包皮时，医生只用了局部麻醉，孩子的哭声差点震破产房；还有儿科护士匿名透露，每次给婴儿做穿刺、缝合等有创操作时，看到孩子痛苦的反应，自己都心如刀绞，可医生却总说“别心软，他们不懂疼”。舆论压力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不得不成立专项调查组，重新评估婴儿疼痛感知与手术麻醉的关系。调查组调取了1980-1985年间全美婴儿手术的医疗记录，发现超过80%的新生儿手术未使用麻药或仅用微量镇静剂，其中有30%的婴儿术后出现长期哭闹、睡眠障碍、喂养困难等问题，这些症状与成人创伤后应激障碍高度相似。更关键的研究来自神经影像学检查。调查组用当时最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监测婴儿面对疼痛刺激时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婴儿的大脑岛叶、前扣带回皮层等与疼痛感知相关的区域，会出现明显的神经兴奋信号，这与成人感知疼痛时的大脑反应模式完全一致。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婴儿感觉不到疼”的错误认知——婴儿不仅能感知疼痛，而且由于神经系统发育尚未成熟，对疼痛的敏感度可能比成人更高。1987年，美国儿科协会（AAP）正式发布《婴儿疼痛管理指南》，明确要求“所有新生儿及婴儿手术必须使用合适的麻醉药物，且需监测疼痛程度并及时调整用药”。而杰弗里的案例，被列为推动这一指南出台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杰弗里虽然挺过了手术，却始终受术后创伤的影响。他童年时期极度胆小，害怕医院、医生，甚至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会浑身发抖；成年后虽逐渐走出阴影，却仍有睡眠障碍，需要靠药物辅助入睡。吉尔则成了婴儿疼痛权益的倡导者，她常年奔走于医院和议会，呼吁社会关注婴儿的疼痛感知，“孩子不会说话，但他们的哭声、他们的肢体语言，都是在向我们求救，我们不能因为‘权威认知’，就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1985年的这场无麻药手术，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医学发展中“权威惯性”的盲区。当时的医生并非有意虐待婴儿，而是被长期以来的错误认知所束缚，将“经验”等同于“真理”，忽略了个体生命最真实的痛苦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