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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个部长被派去驻村5年了,明眼人一看,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部长非常高兴

单位有个部长被派去驻村5年了,明眼人一看,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部长非常高兴

单位有个部长被派去驻村5年了,明眼人一看,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部长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去村上了。消息在茶水间传开时,几个年轻同事正挤在咖啡机旁。李姐转动着手里的马克杯,口红印在杯沿晕开:“老王在机关熬了二十年,眼看快退休了,突然被‘发配’到山沟沟,换谁不得气出个好歹?”话音未落,隔壁科室的老张探出头来:“听说他走的时候还特意请全部门吃饭,满脸红光,像是捡了大便宜!”办公室玻璃幕墙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往下落,我望着老王收拾工位的背影,想起上周例会,大领导宣布人事调动时,他几乎是第一个举手响应。彼时他的藏青色西装笔挺,鬓角新染的黑发却遮不住眼角的皱纹,“我申请去!”他的声音洪亮得像年轻了十岁,惊得会议室内的空调风都凝滞了片刻。驻村的路并不好走。老王发来的照片里,黄土路蜿蜒如蛇,村委会的砖瓦房墙皮剥落,办公室的白炽灯下,摞着半人高的扶贫档案。同事们私下议论,说他不过是在机关失了势,想躲清闲罢了。直到某天深夜,我收到他的消息:“小周,能不能帮我找些农业技术资料?这儿的老乡种玉米总闹虫害。”三个月后的单位总结会上,大领导罕见地表扬了驻村工作队。屏幕上的PPT翻到老王负责的村子,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整齐的大棚,留守老人坐在新修的文化广场上晒太阳。角落里有同事小声嘀咕:“作秀罢了,指不定花了多少公款。”我盯着照片里老王晒得黝黑的脸,他身后的村民举着刚摘的西红柿,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真心的笑容。第二年开春,老王突然回了趟单位。他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沾着泥土,皮鞋缝里还嵌着草屑。大家围上去寒暄,他却从帆布包里掏出几袋包装简陋的杂粮:“尝尝,老乡自己种的,没打农药。”有人问起驻村生活,他眼睛发亮:“可太有意思了!上个月带着村民直播卖核桃,一晚上卖出去三千斤!”他说得兴起,袖口滑落,露出手腕上被镰刀划出的疤痕,“就是这伤,让我明白啥叫‘纸上得来终觉浅’。”渐渐地,单位里关于老王的议论变了味道。年轻同事开始主动打听驻村政策,几个快退休的老干部私下说“当年咋没这机会”。当老王在村民的帮助下,把废弃的窑洞改造成民俗客栈时,连最挑剔的李姐都忍不住说:“这老王,还真干出了名堂。”第五年的冬天格外冷,老王驻村期满的消息传来。送行那天,村民们自发组织了队伍,开着三轮车、电动车,浩浩荡荡从村里赶来。他们扛着自家腌的腊肉、晒的柿饼,还有亲手绣的锦旗。单位门口,白发苍苍的大娘拽着老王的手直抹泪:“王干部,俺们舍不得你走啊!”大领导握着老王的手,语气难得地真诚:“组织决定,调你去乡村振兴局当负责人。”人群中爆发出掌声,我看见老王的肩膀微微颤抖。他转身面向我们,声音依旧洪亮:“五年前我来单位报道,第一份工作就是整理档案。那时候我就在想,文件上的‘为人民服务’,什么时候能变成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笑容?现在我明白了,只要俯下身子,哪儿都能找到答案。”后来,我去乡村振兴局办事,在老王的办公室里,看到墙上挂着驻村时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挽着裤腿插秧,和村民围坐在篝火旁烤红薯,怀里还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办公桌上,褪色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张大爷家的危房要加固”“村口的路灯该修了”“联系农技专家来培训”......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照着笔记本扉页上的字迹——那是他第一天驻村时写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曾经被认为“边缘化”的五年,原来早已在他心里,长成了最肥沃的土壤。而我们这些在机关大院里揣测、议论的人,或许永远无法体会,当一个人真正与土地相连,与人民并肩时,所获得的那份纯粹而坚定的力量。